【國際香港誌44】如何結構性理解「韋小寶」：自由港與香港華人菁英的崛起 (Patreon)

香港主權移交過渡期之前，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完成了封筆之作《鹿鼎記》，當中的主角韋小寶在各方衝突勢力之間如魚得水，被視為香港人的鏡像，無線電視編劇劉天賜以「小寶神功」借喻香港成功之道，一度廣為流傳。近年不少人以負面角度觀察「小寶神功」左右逢源的一面，而忽視了「韋小寶」成功的結構性原因。其實這一切，還是要從自由港政策開始談起，否則就算一個人如何靈活、或如何滑頭，要是沒有制度配合，還是不可能有發揮空間。

鴉片戰爭後，英國在香港島以及中國的幾個被《南京條約》開放的沿海城市，以「五口通商」形式建立條約港，雖然大清政府強調它們只是英國用來銷售鴉片獲利的國家恥辱，但其實英國的終極目標宏大得多，希望在亞洲推廣自由貿易的形式，將之化為區域常態，以擴大自身作為全球商業帝國的長遠利益。換句話說，為了上述長遠利益，無論是理念原因也好、具體實惠也好，英國不時是願意部份犧牲短期利益，去完善長遠制度的，讓各國商人在香港享有英商同等待遇、乃至吸納他們進管治階層，又或後來讓港元放棄與英鎊掛鉤，都是典型例子。當英國希望透過殖民香港，來建立連結印度、中國大陸、與英國的貿易網路，香港的國際定位，就被鎖定為全球貿易的重要中轉站。這是英國參考了上一個「日不落帝國」西班牙的公式：當時西班牙通過墨西哥殖民地、菲律賓殖民地和本國進行的全球白銀貿易，菲律賓馬尼拉就是亞洲各港口的中轉站，不過西班牙並沒有英國那樣，將一切利益對非本國人開放；而英國治下的香港，不過取代了西班牙統治的馬尼拉而已。為了擴大利潤，英國一直希望借香港作為示範單位，向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推廣自由貿易、多元競爭的貿易環境，從而進一步開放全亞洲市場。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在香港開埠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大舉拍賣香港島的大量土地，除了英商得到支持鴉片戰爭後渴望已久的利益，去取代在廣東十三行制度忍受了多年的壓迫，連不少協助英軍「帶路」的香港小商人，也投得土地起家。砵甸乍雖然是軍人出身，卻深深明白香港的唯一出路，就是作為自由港，由於這是他向倫敦強烈建議下取得的殖民地，他鉛意將香港建設成龐大的全球貿易與財富中心，以吸引東亞的商人到香港投資。放在當時香港的相對原始狀態，砵甸乍的視野，不可謂不廣闊。雖然在開埠初期，香港的衛生條件、人民教育水準以及治安等問題，都使香港不容易成為穩定的貿易港口，但自由港政策的吸引力，蓋過了這些有待改善的物質條件。當時仁記洋行、占美臣洋行、保順洋行等，皆在香港設立據點來存放貨品，逐步令香港的國際定位站穩了腳跟。[1] 

儘管當時港英政府對華人仍存在一定歧視，到了有平權思維的第八任港督軒尼詩才有顯著改善，但是英國人亦老早瞭解到培育香港本地菁英的必要，明白這不但可以達到「以華制華」，更能協助英國進入中國大陸、和亞洲其他華語流通的市場，去擴大營商的具體利益。有了一視同仁的自由港政策，任何人只要掌握基本制度、營商原則和語言，並有足夠動力，都可以向上流動，這種以商業和自由主義往上流的社會制度，和中國大陸政權迥然不同，可說是其中一種香港人最早的身份認同所在。於是英國人開始在香港培育可靠的華人，提升他們的知識水準、語文水平，並讓他們接受英國社會的自由、平等、民主價值觀，這正是超越狹隘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的入門。例如香港西醫書院，其後在1910年併入新成立的香港大學，就是英國向香港華人推廣本國文化的最成功樣板。這裡顯示的是除了英式普通法法律制度等「硬制度」之外，背後多元、彈性、包容、自力更生、但守法的「軟文化」，同樣是建立香港獨特地位的重要因素。英國將自由貿易的概念，透過殖民香港傳揚開去，因此，建立學校及培養華人菁英，也可以說是英國「大外宣」的一環，這在英屬海峽殖民地同樣是重中之重，而且成效明顯比百年後的中國「大外宣」成功。

在港英政府栽培、加上香港人逐漸找到角色，當時的香港華人菁英除了學會英國人的軟實力和制度優勢，同時也普遍與中國大陸有緊密聯繫，並保留了中式教育的基礎知識，從而作為溝通雙方的橋樑。以香港第一位華人大律師伍廷芳為例，他的中學在香港老牌英文學校聖保羅書院就讀，被港督軒尼詩委任為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然後卻走到中國大陸參與大清政府推行的洋務運動，後來更成為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因為伍廷芳的個人背景與專業知識，使他能在中英之間扮演仲介人角色，協助英國人「走入去」之餘，也在協助中國人「走出去」，從而在香港以及中國大陸不斷發揮自身的獨特影響力。[2] 這樣的公式，正是後來無數香港人受惠於港英自由貿易政策後，置身東西方之間的生存法門。

在商業領域上，自由港的背景、英商的資本、華商的崛起，令香港出現了獨特的華裔「買辦」階層。他們跟參與政治的華人菁英一樣，具有豐富的商業、經濟等專業知識，並且瞭解當地文化、風俗習慣，使他們能在洋人與華人之間扮演雙方都覺得可靠的仲介。由於香港更接近中國大陸，香港產生的「買辦」，又比新加坡的更能打入中國市場，對英國人的價值，也就比新加坡「買辦」更高。由於當時英國人主導的全球貿易，並為能以同一套完善的法律體系進入中國大陸，因此這些「買辦」除了負責溝通雙方，在一些灰色地帶，也成了實質上的擔保人，包括以自己全副身家性命作保，讓中西之間的貿易得以順利進行。[3] 以在19世紀有「第一買辦」之稱的唐延樞為例，他在香港接受教育期間，就已具備良好英文能力，然後加入英商大本營怡和洋行，1863年開始成為「買辦」，期間負責為怡和洋行管理錢款、收購物資、開展航運、擴大市場等。在擔任怡和洋行總買辦的期間，他開始嘗試以「附股」方式，作為小投資者投資外國在華企業，先後附股的外國在華企業有諫當保險行、華海輪船公司等。後來他離開怡和洋行，參與大清政府的洋務運動，負責通過香港引進海外資本、建立開平礦務局，並協助清政府進行各種現代化建設。[4] 往後的各代「買辦」由何東、韋玉到二戰後的一批地產商，都在同一個自由港制度、同一條道路上走下去。往後我們會再談及買辦與華商在香港國際化的角色，特別集中討論他們的跨洋網絡與流動性，作為香港寶貴的軟性資產。

[1] Kathryn, Tidrick.,Empire and the English Character: the Illusion of Authority.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2] Peter E. Hamilton,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Thomas GRawski, “Chinese Dominance of Treaty Port Comme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1860–187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7, Issues 1–2, Autumn–Winter 1969, Pages 451-473. 

[4] 鄧同莉，〈從買辦起家的中國第一位近代企業家—唐廷樞〉，《江蘇工業學院學報》，2010年第三期，頁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