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41】香港水域的地緣政治價值 (Patreon)

既然港英政府沒有大規模建設離島，卻刻意在租借新界時，劃出超越國際法的香港水域範疇，自然對海域之於港口的重要性多有謀劃。由於港口的附屬水域會對城市前途產生深遠影響，英國在香港開埠前期及初期，已經不斷談及香港的領海問題，只是當時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維多利亞港罷了。

雖然我們說過維多利亞港並非真正地港闊水深，但當時英國海軍大臣的巴羅爵士（Sir John Barrow）認為，在地理上香港島東部的鯉魚門始終是一個良港，可以停泊當時世界幾乎任何類型的船舶，倘若有戰事發生，海港亦能提供強大的海軍支援。1839年11月，即鴉片戰爭剛剛爆發時，巴羅便解釋了選擇香港島作為海軍補給站的原因：「審慎的做法是把軍事行動局限於廣州，佔領虎門以外的香港島，眾多船隻就有了適宜的近岸錨地、以及大量新鮮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備小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戰艦，就可以為商業航運提供保護。」

令人意外的是，《南京條約》雖然割讓了香港島予大英帝國，當時的條文卻只包含香港島這島嶼本身，而沒有列出海域。這引致了香港開埠初期的執法困難以及外交風波，例如在九龍海岸附近抛錨的外國船舶其實是處於灰色地帶，又或曾有香港漁民到南丫島捕魚、卻被清朝水師拘捕，罪名是沒有申請捕魚許可。由於當時香港的水域沒有明文規定，直至1898年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才以地圖方式明確了香港的海域疆界，大清政府當時也不得不同意。有了這些海域疆界，英國海軍才能名正言順保護位於香港的商船，香港的海關才能有效執行報關紙條例。

相較而言，葡萄牙政府一直沒有與清朝確立葡屬澳門的海域，導致長久以來，澳門基於港口發展、船隻通航管理、航道疏濬與維護、預防走私與偷渡等需要，只能逐漸形成對澳門周邊水域的習慣法管理。但是這種習慣法管理並沒有正式法律或條約的依據，造成了海權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始終未曾解決，也大大限制了澳門作為國際港口的發展，於是當港英政府確立了水域，澳門的競爭力就進一步急降。

除了我們談及的南部水域邊界比國際法慣例廣闊，香港的北部水域在1997年以前，則是緊貼着深圳的海岸線，而這同樣意外地保護了香港的港口優勢地位。須知在中國大陸政權改革開放初期，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及中國大陸最早工業化的地方，由於無法於香港水域中填海建港，所有的出口都必須倚賴香港，這令香港作為國際港口的發展沒有被深圳挑戰，反而成功得到一塊急速發展的腹地。直到主權移交後的1997年，中國國務院根據深圳灣及大鵬灣的中線，重新劃定深港兩地的海域範圍，深圳在香港資本的參與下，才於蛇口、鹽田兩地興建完善的貨櫃碼頭，香港的國際港口基建，才首次面臨鄰近港口的直接競爭。2000年後，深圳的貨櫃碼頭吞吐量終於超越了香港，而根據這個國務院令，香港換回來的只是大澳對開的海域、以及深圳河自理後出現的河套地區，而這些地區時至今日，仍是荒地幾塊。這是否代表中國中央政府不再願意讓香港壟斷區域港口位置，當可自行判斷。

當香港的港口位置一再遷移，香港的城市地位與資本累積也會一再變動。在下一章，我們將會開啟另一個討論：沿著海域與港口的論述，探討在二戰後及主權移交時期，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如何在國際關係、地緣政治、國際金融等範疇發揮獨一無二的作用。

▶️延伸視頻：香港史學會鄧家宙博士：海盜集團，與我們香港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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