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36】大英地緣政治視野中的大嶼山：無為而治的「境內飛地」？ (Patreon)

談及香港拓地歷史，有趣的是，面積比香港島更大、達147平方公里（大約相等於中歐富國列支敦士登）、同樣具有地緣政治重要性的大嶼山，卻經常被忽略於政商學界的視線範圍之外。

如前述，清廷與倫敦於1898年簽訂的《拓展新界專條》除了租借了「新界」大陸，還有大嶼山、長洲、南丫島等233個近岸島嶼。從海軍及港口視角出發，這些島嶼既是保衛香港殖民地國際港口的第一防線，也是引導商船進港的前哨之地。然而，相對於新界大陸地區如沙田、大埔、荃灣等，港英政府並沒有投放額外資源發展包括大嶼山在內的離島列嶼，甚至可以說是有意無意間，將這些離島視為華洋交化交流的「境內飛地」。一直到港英政府在過渡期最後階段落實赤臘角新機場計劃，香港最大的離島大嶼山才正式進入香港港口發展和規劃的視角，到了主權移交之後二十年，甚至成為特區政府進行「二次回歸」地理改造計劃的核心。

對不同朝代的中華帝國而已，大嶼山等香港離島都是一片難以管理的「化外之地」。雖說不少考古證據均顯示大嶼山、南丫島等地早已有人居住，也是華南航道的重要地標，曾有不少記載當地做過中外貿易交通中轉站。但昔日「定居」大嶼山等地的，多屬被中華帝國認定為「異端」的「流民」，例如被香港詩人廖偉棠隱喻為「香港」的「盧亭」[1]，就是明代大儒顧炎武口中為東晉民變領袖盧循的後人。而「盧亭」的民間形象半魚半人，也足以反映當時中華帝國對大嶼山這些「化外之地」和其原住民的觀感：不過是一群以海洋資源維生的異類。到宋代開始拓展海洋貿易及鹽產資源，大嶼山的私營鹽場逐漸興起，但那是真正由下而上的民間規劃，自然又逐漸成為官府的財政隱患。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的鹽民起義及其鎮壓結果，也側寫了中原朝廷對大嶼山等地的基本態度。至於明代在大嶼山設水寨鎮守水上邊界、長洲的鄭一及張保仔等的海盜經濟體，到清代在大嶼山不同地點建築炮台等，雖然反映了大嶼山等香港離島的海洋戰略意義，但也可見它始終未嘗進入發展視野的核心。

然而論及國際交往、國際關注、「外國勢力」的周旋經歷，大嶼山歷史卻非常豐富，不比香港島遜色。回望歷史，不難發現昔日進駐遠東的歐洲海洋帝國如葡萄牙及英國等，對大嶼山均早有注視，也是又愛又恨。葡人為了在華建立立足之地，先後與大明海軍打了屯門及茜草灣兩場海戰，甚至短暫建立了不穩固的根據地。儘管史學家對曇花一現的所謂「葡屬香港」是否包括今日的「屯門」、還是指「屯門島」（即大嶼山），又或「茜草灣」是香山縣澳門半島以南的西草灣、還是新安縣大奚山的茜草灣等考據，仍有一定分歧，但葡萄牙曾在澳門以東、屯門以西、大嶼山以北的珠江口一帶海面活躍，則是不爭事實。[2] 

鴉片戰爭期間，假如英使團能順利考察大嶼山及馬灣的水文地理，並匯報當時的倫敦殖民地部，究竟查理・義律捨棄舟山群島後，選擇開埠的地點會是香港島還是大嶼山，也許不過是二擇其一的巧合而已。也因為義律及倫敦政府最終選擇了香港島，大嶼山等離島的發展才會比香港島、乃至新界大陸地區滯後，甚至可說是「自成一國」。不過這類卻有一個盲點：為何明知道大嶼山等香港島外島有著海洋戰略意義，對港口發展應有正面影響，以海洋霸權自居的英國，卻沒有對大嶼山等主動加以掌控？甚至到了租借新界之後，還主動拆除大嶼山的軍事設施，僅在嶼北及嶼南立下兩根界石、及在島內設一個警署？在清廷早已建立稅關的離島長洲，為何港英政府也不過將當地衙門改成名義上的警署，直至1912年因海盜作亂射殺印度裔皇家警察，才正式建立警署、並加強武器調配，以監控當地社區？[3]

[1] 廖偉棠，《一九八四．盧亭的告別》。

[2] 施存龍，<西草灣戰役的有無和西草灣地望考辨>，《文化雜誌》，第40 – 41期（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頁21 – 30。

[3] 陳天權，<長洲島上的西式建築歷史>，《灼見名家》，201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