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33】英屬威海衛：英國租借新界的平行時空 (Patreon)

英國為香港殖民地拓地新界的同年，較早前英國也租借了山東威海衛為租借地。這兩件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都是同一地緣政治格局下的產品：英國在中國南部鞏固香港殖民地為長期勢力範圍，同時在中國北部維持與俄、德、日等國的勢力平衡，而當時威海衛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英國視之為海軍要塞，用來與俄國的旅順、大連，德國的膠州灣等被列強租借的鄰近港口，還有甲午戰爭後被日本控制的朝鮮半島等對峙。要是沒有了「北港」威海衛，「南港」香港承受的壓力可能更多，而威海衛在英國管治期間，也處處顯示了英屬香港的影子。

新界租期為99年，威海衛的租期則只有25年，英國一直未有長期經營威海衛的打算，除了作為軍事緩衝港，就是將之作為香港某形式的延伸。香港的政府是有長期運作規劃的，也一切比照英國本部，威海衛則不然，例如香港有三權分立政府，威海衛以《域外裁判權條例》（Foreign Jurisdiction Act）管轄，政府卻能集權。香港設「總督」，威海衛只有級別略低的「專員」；英國在香港獨立發行郵票，威海衛則使用香港郵票再加蓋。

雖然威海衛有「香港倚角」的凌空拓地戰略制衡作用，但只要區域地緣政治改變，在北部中國的作用就會消失，反而香港這國際港口的角色卻在逐步固化。一次大戰後，德屬膠州灣租借地不復存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雖然繼承了旅順、大連租借地，但注意力同樣轉移到以廣州為大本營的國民政府，以之為「聯俄容共」對象；《英日同盟》則吿終結，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越加明顯。在這些前提下，保留英屬威海衛反而會直接捲入中日戰爭，盧押、金文泰等多名港督均曾向英國建議，不如提早歸還威海衛給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對英國國家利益還要划算，但不被殖民地部同意，這也可能是英國殖民地部其中一個最大失誤；假如成事，香港1997年的主權移交，必有不同結局。

由於威海衛作為「香港Plan B」，兩地官員也經常互通。例如1902-1921年長期擔任威海衛專員（最高行政長官）的洛克（Sir James Lockhart），此前的職務就是香港輔政司（相當於後來的二號人物「政務司」），灣仔的洛克道就是以他命名。洛克在香港的最大政績正是協助拓展新界租地，並且在新界剛被大清帝國交予英國管治時，成功鎮壓新界自治村落武裝的反英起事，是為「六日戰爭」，不過卻立刻對新界鄉紳施以懷柔政策，手腕備受肯定。洛克到了威海衛任職後，帶著香港鄉紳贈送的紀念品，繼續實行懷柔政策，籠絡山東鄉紳，如魚得水。《港區國安法》通過前十年，香港歷史博物館還專門策展了一個英國租借新界、租借威海衛的比較展覽，史料非常豐富，這樣的視角，在2020年後的「新香港」，卻是不可能再在官方的歷史博物館出現了。

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威海衛民風極度保守而強悍，首名對此記載的洋人，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普魯士裔翻譯兼漢學家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他在1832年這樣說：「假如給予適當訓練，威海人會成為優秀的戰士，他們是我所見華人中最勇敢的」。郭士立後來在香港政府任職港督中文秘書及「撫華道」，中環的吉士笠街，就是紀念他而命名。由於英國人不打算在威海衛長留，也不希望刺激強悍的民風，在管治的32年間，從來避免干涉民間風俗習慣；洛克對當地的保守風氣知之甚詳，遂堅持用儒家德政治「孔孟之鄉」。在當時中國，這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辛亥革命前後，「天足」運動大盛，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逐漸強禁婦女纏足；在列強打算長期經營的殖民地（例如香港），也會軟硬兼施取締惡習。唯獨不受民國政府控制、又被英國當作短期基地的威海衛，才得以放任自流，保存封建傳統到最後一分一秒，和香港的融合開放，恰成兩極。

由於威海衛民風強悍，這也令英屬香港殖民地的「凌空拓地」，得到土地以外另一新成員：「山東差」。在香港，早年英國採用「以夷制夷」政策，從印度引入穆斯林、錫克教徒等當香港警察，但自從印度民族主義興起，港英對印警的忠誠度產生了懷疑，而二十年代接連出現數次大罷工，也令英國希望依靠與廣東沒有牽連、又懂中國文化的華人合作者。這樣的人才基地，當時英國只有威海衛一個，加上威海人早有民風強悍和孔孟愚忠的雙重「美名」，在八國聯軍之役，就曾加入英軍、為英國打義和團，和印度士兵一樣包頭巾，遠看根本看不出是華人。在海員大罷工後的1923年，英國首次從威海衛招募警察到香港，應徵者成了香港警隊內的新成員「山東差」(又稱「魯警」)，及後又有數批招募，當中就有香港特區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父親。魯警其實與印警差別不大，同樣是不懂廣東話、同樣是水土不服，但英國人正是看在這份上，讓梁父一類魯警負責達官貴人的山頂秩序，這直接啟發了少年梁振英日後入住港督府的野心，不贅。

關於威海衛在英國治下，居然成為中國最保守的地方，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Pamela Atwell關於英屬威海衛的專著：《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有不少章節觸及。[1] 據她考證，在1907年，威海衛出現了「天足會」，但會員大多不是本地人，宣傳天足時不顧風俗，引起鄉紳反感；他們要求洛克專員立法禁止纏足，又被拒絕。1921年，繼任專員的Arthur Blunt對禁止纏足較有使命感，曾對華人領袖傳達放棄纏足的訊息，但他明白威海婦女不願接受，也拒絕將纏足列作犯法，只是在離任時警告鄉紳，假如威海衛回歸，中國官員就不會像英國人那樣「好說話」。威海衛的末代專員赫赫有名，就是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英語老師、著有《紫禁城的黃昏》、被懷疑引導溥儀「棄水走旱」的莊士頓（Reginald Johnston）。作為「中國通」，他比前任專員更明白威海人並不很瞭解甚麼是殖民地、以為英國人是大清皇帝委托來管治他們的，更不會打擾本地人的生活習慣自找麻煩，認為反而是當地英人被「漢化」了。根據Atwell的著作，後來接收威海衛的中國官員發現，當地婦女絕大多數還在纏足；近年前威海檔案局局長張建國在中英兩國查閱了不少歷史檔案，據他的官方資料，到了1930年，還有50％威海男人留辮、50％威海婦女纏足。不出英國人所料，民國政府迅速以警力強行廢除纏足，鄉紳為此還憤憤不平。梁振英2012年競選行政長官時，談及她的母親纏足紮腳，不少人覺得是水份，其實無論怎樣評價他個人，關於威海衛的部份，確實是符合歷史敘述的。

蔣介石北伐成功後，威海衛在1930年被英國歸還予中華民國，比租約約定25年歸還的1923年晚了7年，然後成了中華民國的一個直轄特區。末代專員莊士頓的離任儀式，幾乎就是1997年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離任儀式的藍本。由於威海衛被歸還之前，英國始終未能把握時機「買斷」新界，威海衛一失，香港殖民地也失去了中國境內的倚角，從此也沒有再拓地的想像，香港殖民地的疆土，才正式固化了。

[1] Pamela Atwell，《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