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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條約》簽訂後,港英政府率先把軍事設施從香港島搬到九龍,並以同樣新獲得的土地昂船洲為防務要塞,亦騰出空間給予香港島的城市發展,並借助九龍半島的鄉村,作為殖民地的物產來源。至於九龍半島自身的開發,本來一直不是港英政府的發展重點,直到三十年後,連新界也租借過來後,才有了重大突破。

這一種拓地規劃,在《英國殖民地部檔案》解密之《關於九龍半島問題的備忘錄》,有不少第一手講述。英法聯軍之戰期間的1858年,英國外相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指定要得到「九龍岬角和昂船洲」,並註明「九龍城和九龍炮臺不包括在內」,而提及昂船洲(Stonecutters Island,即「石匠島」)時,明言該島「作為港口的界限並無價值」,應該禁止建築房屋,然後,昂船洲就成為了英國的海軍基地和監獄。[1] 當英國把香港島上的「國家安全負擔」都轉移到昂船洲,維多利亞港兩岸的規劃,才逐步成為日程。

在1870年代,即昂船洲功能逐步穩固之後,九龍半島開始陸續分擔了香港島部份的港口角色。首先是黃埔船塢(聯合船塢公司)在紅磡建設船廠,然後是1882年九龍倉創辦人保羅.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在尖沙咀地段建設倉庫,此後,香港的造船業從旁大力支持了香港國際港口的發展,造船水平獲得了國際認可;二十世紀初時,甚至更有能力協助建造美國軍艦。這些都是港口城市發展的標誌,從港口延伸開來的額外活動也開始在九龍半島發展,例如工業。到了1910年,連接九龍半島與中國大陸廣東省的九廣鐵路通車,九龍進一步分擔了香港島的港口功能,成為廣東省腹地聯絡外界的終極通道,並且出現最初階的貨物聯運。反而當時的香港島遠遠未有連接九龍半島海底隧道的建設,往返只靠輪船,與腹地的連結就及不上九龍半島方便。

然而隨着英屬香港殖民地人口急速發展,後來九龍難逃進一步都市化的命運,城市及港口土地之間再次出現衝突,重覆了孖沙所說前英治時期九龍「發展過快、擁擠不堪、費用昂貴」等問題。此時,由於新界已經成為港英政府的租地,有更多潛在地段可以承擔本來由九龍半島尖沙嘴扮演的港口角色,不少國際港口功能就再一次從九龍半島後退撤出。原來的航運公司眼光獨到,索性將港口土地變成商住用途,成為香港華資意外崛起的龐大資本,這也是華裔和外來者實質「共同管治」香港國際港口、並逐步與殖民者取得平起平坐地位的開端,即後殖民主義學者所謂之「官商合謀」。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精英無須經過民主化進程、又沒有封建制度扶持,也能大體得到管治階層的地位。

如同本章引言所述,港口雖然總是一再撤出都市地區的最核心地段,但也一直處於不斷變更及創造資本的過程,而香港的港口遷移過程中不但使得城市急速發展,當中的資本累積,更輔助了產業改變,而因為連番拓地,又依然保留了作為國際港口的整體功能,不過是內部地段分工不斷調整。

說到這裡,自然就要說下一波「新界」拓地的地緣政治戰略。

[1]〈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74,《關於九龍半島問題的備忘錄》,頁 99-107。(https://www.eduhk.hk/chineseculture/content/hkculture/tm/history/history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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