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22】當香港被嵌入國際港口理論 (Patreon)

根據上述亞洲國際港口理論，無論是以客觀的各種量化指標衡量，還是談主觀的知名度及觀感，香港都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繁盛的國際港口城市，足以與紐約、倫敦、東京等齊名。香港從漁村到國際大都會的歷程，根據前述的六個演化階段，雖然不少人都耳熟能詳，但還是值得在嵌入國際港口理論後先簡單概述一次。

由於香港並非鄰近港口當中的最佳天然良港，香港急速走向現代化的歷程，很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偶然性使然，其故事開端可以追溯到中國明、清朝時代的海禁政策。在中國明朝的時候，雖然永樂年間（十五世紀初）有鄭和七次下「西洋」之舉，因此令中國一度成功操縱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馬六甲海峽，但由於中原朝廷一方面擔憂沿海反叛勢力私通倭寇，另一方面作為大陸國家，對對外貿易始終抱懷疑態度，於是不久後決定實施海禁，並一直延續到清朝的大部份時候。然而即使是海禁最嚴重之時，除了在清朝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對香港嚴格實行慘絕人寰的「遷界令」期間，香港一直是上述大陸制度的漏洞，作為「漏網之港口」的對外名聲，才逐漸得到彰顯。

其後中國與英國等列強因貿易問題終令戰爭爆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中國的門戶終被打開。條約訂明清朝需要開放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而另一條約將香港島從中國割讓給英國，並視香港為打進中國市場的中轉站，這才是香港命運的轉捩點。香港雖然港口潛力並非頂級，但地理位置極具戰略性，是連接東南亞與東亞的要點，礙於當時資源明顯不足，令英國下定決心改善香港經濟，為香港急速發展揭開序幕。期後英政府明白縱使香港島的商業地理位置優越，但作為一個「孤港」，面對中國大陸還是無險可守，所以復在1860年透過《北京條約》取得九龍半島，再加上在1898年獲得新界的九十九年的租借期，成為面對中國大陸自成一國的屏障。

自1841年以港口開埠、到英國取得九龍半島和新界為境內腹地，香港的人口組成越發多元複雜，為後來的現代化及國際化奠定了基礎。在開埠之前，香港住有少量原住民、漢朝時從中央派遣而來的駐兵後裔、南宋時期的遺民（錦田屏山鄧族等）、明清兩代的少量移居人士，他們以捕魚、農業、製造香料等為生，這些鄉民、漁民便成為香港的第一批聚居人士。其後由於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國共兩次內戰、中國共產黨建政等不同原因，令大量難民從中國大陸逃至香港，當中包括上海的商人、廣東及福建的農民等，令香港在二十世紀充當著自由避難港的角色。原住民、各種難民，加上在英殖時期因商務到港並留居的歐美、南亞人士，組成了香港豐富、多元的國際化人口結構。由於香港人先輩多為從家鄉逃離的難民，他們擁有相對不愛受管束的屬性，一定程度上，令港英政府在香港使用較寬容的管治政策，這也和港口需要便利國際貿易的身份不謀而合。

至於香港發展能達到今日的高度，與港英政府的政策，自然遠比昔日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更息息相關。一方面，港英政府在殖民時期扶植本地「買辦」勢力，而不是強行要將香港融合於其中，使香港市民逐步衍生出自身的身份認同，對英國觀感疑中留情，並未產生強烈民族情緒，後期對港英管治觀感更是非常正面。港英政府又將英國的制度文明，包括建立以普通法為根本的法治秩序、架構分明的公共行政系統等搬到香港，雖然並沒有令香港人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從此得享貿易、結社等自由，令香港人可以在彈丸之地累積財富、安心立命。

而在身份認同建構與文化保存方面，香港在殖民時期保留了正體字、粵語以及舊式中文，例如金文泰總督（1925-30年在位）的中文造詣極高，積極落實在香港大學設中文系，和設立首間中文官立中學（現金文泰中學），這都令香港的港口身份認同既反映了當地人的生活習性，又不會被鄰近大一統政權的新潮流消化掉。在天然環境方面，港英政府亦為了保存香港的生態系統平衡，刻意保留大量離島、綠化地不予高度開發，後來更設立了郊野公園系統，令香港高達四分之三的土地都與城市體系隔絕，變相令香港港口在服務珠三角大腹地之前，已經在境內的天然小腹地之內得到補給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