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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Hoyle的港口研究模型,雖然對西方港口發展歷史有相對精準的刻劃,卻似未能準確描繪香港這類亞洲的港口發展歷程。由於亞洲主要城市都曾被殖民或半殖民,往往同時扮演大都市與港口的「良港+良城」二元角色,而殖民者亦傾向把具戰略性的城市建設成中轉港,令這些港口同時匯聚了大量不同功能。結果「超級大港」比起歐美,反而更容易在亞洲出現,新加坡、香港、東京、上海、雅加達等便是當中的最好例子。

由於這些亞洲港口具有非常集中而龐大的經濟能力,其內陸腹地在殖民地時代,經濟發展往往非常不均等,新興國家往往都是以港口為核心,構建周邊城市功能。加上亞洲人始終聚居於沿海城鎮,加上島嶼眾多,令亞洲的內陸運輸及市場均相對不成熟。結果每一個亞洲港口,幾乎都只能照顧直接連結的內陸腹地,不像歐美港口那樣,能夠通過連結鄰近城市,再由城市照顧整片大陸。例如香港只能支援珠江三角洲,上海只能支援長江三角洲,新加坡只能支援馬來半島,不像歐洲的古老港口,卻是通過分流出城市功能,讓大城市支撐整個大陸。

時至今日,許多重要的亞洲城市依然是港口城市,並繼續處理大量由歐美到來的貨運。而在全球化時代,歐亞大陸的持續發展和融合,雖然令亞洲的港口相互之間有了更多整合往來,並各自強化了鄰近腹地的制度整合,例如日本、台灣、南韓、中國都在七、八○年代開始建立各種各樣的自由貿易區,但「城港合一」的格局,依然未有根本改變。

和西方港口發展路線圖相對照,Sung-Woo Lee等亞洲學者特別針對亞洲港口的發展,解構出一個「亞洲鞏固模型」(Asian Consolidation Model),將路線圖分為六個層級,能夠到達第六級的非常少,香港正是其一。香港教科書常談及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大都會,這並非套語,而是完全符合港口理論的路線圖:

(一) 沿海漁村(Fishing Coastal Village):在外部勢力影響之前,一個小漁村在沿海地方慢慢形成,本地村民按照時節,開發有限度的農業及漁業。
(二)殖民港口城市(Colonial Cityport):殖民者的到來,為這些漁村帶來西方的船運標準,令內陸腹地的開發慢慢變得可能。於是小海港慢慢變成港口,而一個沿海都市系統亦漸漸成立。
(三)商貿港口城市(Entrepôt Cityport):殖民者的持續影響,為港口的設備帶來改善,加上附近其他殖民地的增加,令這些港口城市分別持續發展,亦使它們成為了與西方國家貿易的重要驛站。
(四)自由貿易港口城市(Free-Trade Port City):管理商貿港口的殖民政府或新國家政府,很多時候會嘗試帶來現代化,令港口與國際接軌,吸引外來投資,帶來新商機。與西方港口城市發展不同的是,亞洲港口城市在發展越趨成熟後,並沒有引起城市與港口的衝突,而是鼓勵政府以新的管治方式處理「城港合一」,令港口進一步坐大。
(五)樞紐港口城市(Hub Port City):生活質素的提升,令政府開始發展西方式海濱地區,提升公共休憩空間的品質等,是故為維持港口的效率,政府會採取一系列兼顧生活質素和水平的政策,例如改善港口設施、集裝箱碼頭等措施。成功的亞洲政府往往能夠適量管理人口與樞紐港口城市密度的問題,不會讓其淪為第三世界人口過剩的凌亂城市。
(六)國際樞紐港口城市(Global Hub Port City):最後,便是港口城市的國際化。在這個階段,這些亞洲國際港口能夠有系統地處理巨大流量的物流服務,與西方的一線港口看齊。[1]

從上述發展路線圖所見,亞洲的港口城市無論在通訊、運輸、物流等方面,均負責連結不同空間、地域、關係,並成為多種網絡的交錯點。有別於西方港口逐漸搬離國際城市,亞洲的國際城市卻繼續傳承著這個雙重身份,香港正是其中典型。

[1] S.W. Lee, D.W. Song, César Ducruet. A tale of Asia’s world ports: The spatial evolution in global hub port cities. Geoforum, Elsevier, 2008, 39 (1), pp.37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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