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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學時,曾經和父母、外婆一起到日本九州旅遊,但和外公就從沒有一起外遊過,直到他去世那年。

那是2000年,當時我剛從美國大學畢業,到北京清華大學做了一年訪問研究,其實主要是學習普通話,和外國留學生一起住在留學生樓(順帶一提,那時候的北京是中國近年難得的開放時期,和今日的肅殺不可同日而語)。

外公很堅持要來北京,一來是探望我,二來是參加我舅公的兒子的婚禮,三來,其實是道別。

那時候他已經癌症末期,醫生不建議外遊,但他非常堅持,大概知道這會是最後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北京,這個他少年時代的「北平」。出發前,他試過內臟大量出血,試過其他徵狀,但總之那時候的他甚麼也不管,就是嚷著「我要到北京」。

我住在北京的舅公是外婆的小弟弟,接機後就私下對我們說:「他快不行了,趕緊他喜歡做甚麼、就陪他做甚麼」。不過外公那時候其實行動如常,還可以四處參觀,與及食他所愛的一切美食,反正已經沒有了戒口的需要。

回到香港後大約半年,他就病逝了。

假如歷史定格在那裏,他應該是快樂的。

雖然家庭有種種不幸,但在北京看到唯一的外孫,以為他「落葉歸根」,又看到外婆那邊的後輩苦盡甘來(文革期間他們的台灣親戚和外國聯繫令他們備受批鬥,容後再談),加上他最愛的國家終於貌似強大而文明(和習近平相比,越來越多人懷念起江澤民),理應無憾。雖說不上衣錦還鄉,但也是圓了心願。

當然,歷史哪有如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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