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80】退休後，天天回報館的感情 (Patreon)

外公是甚麼時候從《大公報》退休的？我不知道。這個「不知道」有兩個層面：年份上，我真的不知道；但概念上，我同樣不知道。

他幾乎一生人都在《大公報》：由張季鸞時代的真《大公報》，到費彝民時代的香港《大公報》，到後費彝民時代的「大陸幹部《大公報》」，他都在。我印象中，他起碼到了70歲還在上班，而那時候的左派機構，退休自然並不會跟隨政府制度。而他退休後，還是天天回《大公報》，說是去「睇報紙」，其實就是在一個熟悉的環境，見回舊同事，感到親切，也感到自己和世界還有聯繫。

昔日的《大公報》，無論政治上如何如何，多少有這種人情味。而他們的退休員工之間，也是相見得非常密，可以說是同溫層，但也可以說是某種形式的「大家庭」。當然，我們曾經解構過這種「家庭」的特殊「倫理」，包含了互相監視（或「關心」）等元素，但除了那個層面，在人性結構當中，這也是一種社會潛規則。

同一個現象，在老一輩的大學教授當中，也時常出現。比較一下，大家就會明白。

例如我父親從港大退休後，還是會繼續教part-time；有些教授退休後，則會返聘做行政工作；最高級的教授退休後，會被授予「榮休教授」頭銜，理論上終生可以隨時回去授課，昔日「土地問題」沒有那麼嚴重時，甚至終生有教授房，又有一些終生住在大學宿舍，就是離不開校園、離不開同事、離不開學生，更離不開titles。這樣的文化，自然形成了非常嚴重的山頭主義、clientelaism，也令新任領導常常受制於老人家。職員、學生知道哪些人影響力長存，自然會有相應行動，結果既出現了有人情味的光明面，也有典型中式永續政治的黑暗面。

連學術界也是這樣，特殊環境下的《大公報》有同一文化，自然毫不為奇。

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大學依然充斥住這種作風，反而《大公報》卻越來越「企業化」，把這種昔日的人情味近乎完全沖走。在北京眼中，由於「本土左派」、「本土愛國者」也是潛在危險，遠不及從大陸直接派人來管可靠。近年《大公報》資源充足、大展拳腳，租了極大的現代化辦公室，設備在香港媒體中已是首屈一指，但我相信就算外公在生，也不會有興趣到那裏「讀報」，更不會在那裏找到昔日灣仔殘破辦公室的那種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