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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除了令《大公報》剩餘聲望斷崖式下降、銷量插水,更致命的是令香港《大公報》的文人傳統,受到終極摧殘。本來大陸《大公報》前員工還以到香港《大公報》工作,作為脫離現實的夢想,但六七過後,發現「彼此彼此」,香港左派機構那種極左文化,已經不分軒輊。

假如以香港《大公報》為主場景,可以寫上大量傷痕文學故事,既包括自己員工和子女的香港傷痕,亦包括文革後加入的新員工的大陸傷痕。子女的傷痕,日後談及我舅父之際會再介紹。

例如外公的一位同代同事、在《大公報》工作之餘也曾任《文匯報》代總編輯的著名左翼文人曾敏之(記得他是因為在外公葬禮看到他的花圈,而我是負責登記花圈的人),文革前生龍活虎,文革中慘被批鬥,要從二樓跳下(教人想起鄧樸方、羅瑞卿等經歷),文革後雖然復出,但人生已不一樣。

又如我們介紹過的《歲月黃花》作者杜漸(原名李文健),愛國醫生李崧的兒子,文革期間在大陸慘被雞姦,這段經歷成為這本回憶錄《歲月黃花》最震撼的一頁,及後他雖然在香港《新晚報》找回人生,但這塊一生傷痕從沒離開過。而因為有類似經歷,令他在香港文壇卻有了不少知己,到了最後,也是半脫離了這個陣營。

除了個人悲劇,香港《大公報》的命運,也直接受文革影響。由於不少員工在文革期間都不能正常工作,或受到衝擊,報紙正常接班也就出了問題,間接令費彝民一代人離開後,缺乏足夠第二梯隊接班,成了中國大陸直接派非香港人「接管」《大公報》的導火線。

例如以我所知,文革後,復出的前《大公報》人潘際炯被派到香港《大公報》編輯副刊《大公園》,本來是被安排在領導階層的,但後來又被突然退休,據說與年紀太大、反正接不了班有關。潘際炯的得意傑作也是傷痕文學:邀請巴金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革回憶錄,可見對那一代文人,文革是怎樣永恆的、瘋狂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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