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7】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內部容許「逍遙派」存在嗎？ (Patreon)

香港《大公報》進入了反右運動之後的極左年代，身在其中的外公，除了不得不跟大隊派兒子到大陸讀書，平常日子過得怎樣？

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而母親很避忌談歷史。拜訪了一些報館前輩，他們普遍認為外公希望做一個「逍遙派」。「逍遙派」是文革前後流行的大陸名詞，即不積極參加「鬥爭」的任何一派，儘量「躺平」，對政治漩渦置身事外，不得不表態的就跟大隊，成因是目睹種種無意義的鬥爭，只希望亂世中自保。

而在報館所有崗位中，外公的財務科自然最有資格做「逍遙派」。據說凡是有甚麼動員要出席活動，外公就會以「財務繁忙」、「要睇住盤數」為由，留在報館工作，其他領導也不會怎樣施壓。而財務科在報館自成一系，相對超然，加上外公性格與世無爭（應該說有點怕事），是以安然渡過了不少風暴。

但到了六七暴動，就避不了了。

那時候，香港左派完全是一種發瘋狀態，全體總動員，地上的、地下的，一下子全部曝光，《大公報》自然不可能例外。六七之前，《大公報》作為一份代表「左翼群眾」、「左翼知識份子」的報紙，還是有一定銷路的，而六七暴動的起點是新蒲崗工人運動，也不是沒有香港市民的同情。但到了暴動形勢急轉直下，《大公報》等左派報紙就被香港市民徹底唾棄，暴動後銷量大跌九成，自此元氣大傷。某程度上，元氣是沒有恢復過：今天《大公報》的「銷量」並非1967年前的同一概念，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雖然是中共同路人，但一直維持和港英政府的良好關係，既然負責統戰、擅長和外國人溝通，西式禮儀、社交技巧自然十分到家。但到了六七暴動，他不得不成為「鬥委會」副主任之一。據《大公報》前輩憶述，費彝民當時也知道不可以這樣左下去，對暴動手法不以為然，但知道內外都有人監視，也不敢反對，作為「鬥委會」副主任，更不可能龜縮。

六七暴動其中一幕，就是費彝民和其他「左派群眾」一起，到港督府門前示威，叫口號，貼大字報，典型文革風的搞了一大輪。陶傑不只一次在電台節目說過這件「趣事」，提到費彝民當時嚇得面色發白，而且嘴角不忿，自己的角色本來是文質彬彬的西式紳士，忽然被要求穿工人階級衣服、手持紅寶書、手握拳頭、高喊紅衛兵式口號，這種角色錯配，事後看來，就像陳方安生忽然不能穿旗袍、只能被逼到廣場跳大媽舞，充滿周星馳電影的喜感。

既然連社長也躲不過去，《大公報》上下自然人人沒有特權，都要參加進去。外公外婆也被動員到過港督府前示威，而其中一日的示威群眾全部被捕，假如他們剛巧被安排在那天出現，也難逃同一命運，所以命運對他們還是寬大的。當時我舅父在大陸「讀書」，母親在教會學校、能夠全然無涉，但其他《大公報》員工子女幾乎全部有參與，像陶傑就回憶過當年只有幾歲的他，怎樣參加「小隊」去派「革命傳單」。

後來中共煞停六七暴動，和港英幕後談判，過程中，費彝民依然是重要溝通「白手套」。因此即使在最瘋狂的階段，不像1951年那次，《大公報》也沒有被港英政府查封（查封的是三家左派外圍小報），反映表面上的中英鬥爭，背後最高層依然有「鬥而不破」的默契。也許是中共從中汲取了「教訓」，覺得港英太仁慈，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就再也沒有「鬥而不破」，而是「左派大翻身」思維的有權用盡，某程度上，正是六七暴動實質上的崔護重來。比六七更坎坷的是，「新香港」已經沒有費彝民一類角色，就算有，也已經全廢了武功，六七做不到的，終於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