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5】《大公報》高層子女的英式教育 (Patreon)

不少人以為《大公報》員工的弟子定必在「愛國學校」就讀。其實恰恰相反：由於第一代香港《大公報》的員工主要是南來文人、或香港左翼知識份子，他們本身的背景十分西化，骨子裏其實看不起培僑、漢華、香島這類「紅校」。

不少《大公報》高層的子女，例如社長費彝民、總編輯李俠文等，都是就讀聖保羅、聖士提反等港英一流英文名校。後來由於內部有種種「篤灰」壓力，才逐漸出現不成文的「分散投資」默契，假如有多於一名子女，起碼要放一個在愛國學校、甚或到大陸讀書，其實形同人質。

我外公、外婆有一女一子，我母親讀的是循道，她父母很有意識的保護她免受太多意識形態影響，而她讀書時代聽的是英文歌，信基督教，那些舊同學都不是左派陣營的人，也聯絡至今，相信這是我起碼能夠和她溝通的原因。直到她加入《大公報》，因為家族背景，這個保護傘也是客觀存在，背後反映上一代非常複雜的心結。不過她的弟弟就很不幸，成為了屬於人質的角色，日後再談。

到了六七暴動之後，《大公報》那些本身受高級教育的員工紛紛覺醒，覺得不能再連累下一代了，開始了送子女到海外升學的熱潮。對這樣的機構而言，這自然是信仰危機。第一批不顧後果送子女外出的包括劉天蘭一家：劉天蘭的父親劉芃如也是《大公報》才子，創辦英文版《東方地平線》，不幸在1962年飛機失事身亡；她母親同樣在《大公報》工作，據家人回憶老是穿上一襲旗袍上班，邊校對邊點煙，非常優雅，活像電影中的美人。這家人的下一代劉天均被率先送到加拿大升學，學成後成為律師，同樣才華橫溢，而且脫離了這個圈子。據陶傑回憶，劉家送子女出國成了《大公報》震撼彈，當時身兼黨委書記的羅孚藉詞突訪劉家，希望觀察劉天均是否已如傳聞般出國，但劉夫人早有準備，一直沒有收拾兒子房間，以「細路出左街玩」打發過去。

後來《大公報》的子女有能力讀書的，一個接一個的離開香港，陶傑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送到英國讀書。我的舅父也在後期被送到英國，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悲劇的延伸，待續。

那《大公報》高層如何處理？最初是「隻眼開隻眼閉」，畢竟六七暴動之後，大量左派「脫隊」，假如連子女出國也不準，說不定員工就會集體跳船到系出同門的查良鏞《明報》。這就是「法不責眾」。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外國聯繫」又變得沒有問題了，反而變成「協助國家立功」的表現，結果不少《大公報》第二代或前員工，只要timing把握得好，都成了做大生意的西方買辦，例如羅孚的兒子羅海雷，還有近年不斷贊助六七暴動研究的法國Thompson代理石中英，都是成功榜樣。

最慘的自然是那些留在紅校就讀、又沒有出國的第二代，競爭力大不如人，只能世代貧窮下去。面對香港「二次回歸」，最積極的正是這一批人，而那些早就有了國際經驗的，以我個人認識，無不心底裏不以為然，早就用不同的腳投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