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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以為《大公報》員工的弟子定必在「愛國學校」就讀。其實恰恰相反:由於第一代香港《大公報》的員工主要是南來文人、或香港左翼知識份子,他們本身的背景十分西化,骨子裏其實看不起培僑、漢華、香島這類「紅校」。

不少《大公報》高層的子女,例如社長費彝民、總編輯李俠文等,都是就讀聖保羅、聖士提反等港英一流英文名校。後來由於內部有種種「篤灰」壓力,才逐漸出現不成文的「分散投資」默契,假如有多於一名子女,起碼要放一個在愛國學校、甚或到大陸讀書,其實形同人質。

我外公、外婆有一女一子,我母親讀的是循道,她父母很有意識的保護她免受太多意識形態影響,而她讀書時代聽的是英文歌,信基督教,那些舊同學都不是左派陣營的人,也聯絡至今,相信這是我起碼能夠和她溝通的原因。直到她加入《大公報》,因為家族背景,這個保護傘也是客觀存在,背後反映上一代非常複雜的心結。不過她的弟弟就很不幸,成為了屬於人質的角色,日後再談。

到了六七暴動之後,《大公報》那些本身受高級教育的員工紛紛覺醒,覺得不能再連累下一代了,開始了送子女到海外升學的熱潮。對這樣的機構而言,這自然是信仰危機。第一批不顧後果送子女外出的包括劉天蘭一家:劉天蘭的父親劉芃如也是《大公報》才子,創辦英文版《東方地平線》,不幸在1962年飛機失事身亡;她母親同樣在《大公報》工作,據家人回憶老是穿上一襲旗袍上班,邊校對邊點煙,非常優雅,活像電影中的美人。這家人的下一代劉天均被率先送到加拿大升學,學成後成為律師,同樣才華橫溢,而且脫離了這個圈子。據陶傑回憶,劉家送子女出國成了《大公報》震撼彈,當時身兼黨委書記的羅孚藉詞突訪劉家,希望觀察劉天均是否已如傳聞般出國,但劉夫人早有準備,一直沒有收拾兒子房間,以「細路出左街玩」打發過去。

後來《大公報》的子女有能力讀書的,一個接一個的離開香港,陶傑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送到英國讀書。我的舅父也在後期被送到英國,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悲劇的延伸,待續。

那《大公報》高層如何處理?最初是「隻眼開隻眼閉」,畢竟六七暴動之後,大量左派「脫隊」,假如連子女出國也不準,說不定員工就會集體跳船到系出同門的查良鏞《明報》。這就是「法不責眾」。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外國聯繫」又變得沒有問題了,反而變成「協助國家立功」的表現,結果不少《大公報》第二代或前員工,只要timing把握得好,都成了做大生意的西方買辦,例如羅孚的兒子羅海雷,還有近年不斷贊助六七暴動研究的法國Thompson代理石中英,都是成功榜樣。

最慘的自然是那些留在紅校就讀、又沒有出國的第二代,競爭力大不如人,只能世代貧窮下去。面對香港「二次回歸」,最積極的正是這一批人,而那些早就有了國際經驗的,以我個人認識,無不心底裏不以為然,早就用不同的腳投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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