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5】「《大公報》十大才子」：金庸出走自立門戶對《大公報》員工的震撼 (Patreon)

外公一生都在《大公報》工作，出身《大公報》的文人當中，他自然都認識，很多都是好友。唯獨對金庸似乎無甚後續聯絡。相信這和立場無關（他們和國民黨、其他香港文人都多聯繫，並無今天想像那種門戶之見），而是源自當年金庸從《大公報》「出走」，應該引起過很大心理震撼。記得聽外公、外婆說過，《大公報》中人不少背後都叫查良鏞為「豺狼庸」。

於是，這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究竟金庸自立門戶，為甚麼比開宗明義的老對手更為《大公報》所忌？這就涉及這個群體某種脆弱的心理狀態。

說來，金庸還是我外公同鄉，都是浙江嘉興人。金庸成名作《書劍恩仇錄》的後記，詳細講過他年少時在家鄉隨處可見乾隆皇帝墨寶，並有種種有關乾隆身世隱蔽的民間傳說流傳，而《書劍恩仇錄》的故事，正是以此為骨幹加工。這是我對外公家鄉的全部了解，而《書劍恩仇錄》發表在《大公報》，當時查良鏞是《大公報》全職員工，《書劍恩仇錄》也強調民族大義，在根正苗紅角度而言，似乎一切on the right track。

然而從第一天開始，金庸就不是單純的文人。他的志願，本來是做外交官，他在民國時代大學讀的是外交系、國際法，1946年進入《大公報》當國際版翻譯，本來不過是希望作為進入外交部的途徑。他到香港《大公報》後，也確曾回到北京報考「新中國」外交部，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願，結果留了下來，調入《新晚報》副刊，遇到武俠小說熱，在《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安排下，與梁羽生分別開始創作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正是和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同期發表，令金庸開始成名。不過《書劍》、《碧血劍》的水平，並未高於同期梁羽生的小說多少，梁羽生早期的《七劍下天山》也掀起過熱潮，所以金庸憑自家武俠小說就出走離開《大公報》、創辦《明報》，可謂極有膽識。

然而，在《大公報》人眼中，這舉動是所謂「養唔馴」。而當《明報》步入正軌之後，又不滿出現了新的競爭對手。畢竟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大公報》讀者本來不少，一度壟斷左傾知識份子市場，而源出同一體系的《明報》，既拉走了部份《大公報》讀者，又開拓了偏向中間的新市場，在《大公報》人眼中，不啻是「食兩家茶禮」，「豺狼」之名，大概就此而來。

《明報》於1959年創立時，報格是典型小報，以馬經、武俠小說、娛樂為主打，只被看作左派陣營的外圍報紙（當時也確有不少這類報紙，例如六七暴動期間被港英停刊的《香港夜報》）。真正進入主流視野，除了金庸的武俠小說脫離《大公報》封印後越寫越好，也是全靠《大公報》所賜：1963年，中國發表「寧要核子、不要褲子」論，金庸在《明報》社論反駁，這種今天看來無關痛癢的評論，居然引起主管左派輿論的新華社極大不滿，下令《大公報》等全力批鬥，指金庸「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這場筆戰，得到「黨媒肯定」，反而大大幫了金庸，奠定了《明報》「脱共」的中間派地位。自此中共越走越左，金庸在文革期間對中共高度批判，《笑傲江湖》、《鹿鼎記》都多有影射，這也是《明報》的黃金時代。

由於《大公報》聚集了大批南來文人，這段期間，據說金庸曾經嘗試拉攏了不少《大公報》前同事到《明報》，薪酬待遇都要翻幾翻。這種公然挖角行為，乃當時社會大忌，但《大公報》的文人不少也感到心動，只是擔心被批鬥的下場，一般都沒有跳槽。以我理解，他對《大公報》舊人還是有感情的，一些《大公報》二代找他他必然樂於提拔，其中一位，正是陶傑。

金庸和中共的關係，錯綜複雜，迂迴曲折，恰如他的小說主角那樣精采。文革後，金庸成為中共重點統戰對象、鄧小平第一位親自單獨接見的香港人，相信一來是《明報》已經成為香港中間派、知識份子「公信力第一」的報章，二來金庸的武俠小說影響極大，據說連鄧小平也是忠實讀者。得到國家賞識，金庸年輕時的外交官夢想彷彿終於實現，於是他的立場明顯調整過來，不再反共，社論越來越保守。到了加入基本法草委，社論天天和民主派打筆戰，已經判若兩人，也可算中共的統戰得到成功。

平行而論，金庸在基本法草委會提出的「雙查方案」雖然保守，但其實有一個公投決定香港未來是否普選的安排「守尾門」，只是被北京刪除。究竟他是真心不了解中共搬龍門國技、還是「共犯」，今天自然難以考證。肯定的是，六四期間金庸是真心失望的，也辭去了草委等一切職務，短期內他也被重新批鬥為「老反共份子」。不過大局已定之後，又變回統戰對象，又得到江澤民親自接見。

晚年金庸有一次回到《大公報》參觀，那時候，雙方又變回「自己人」，自然相見甚歡，金庸也算是衣錦還鄉。金庸病逝時，《大公報》印製了紀念郵票、紀念文集，把金庸多年前在《大公報》的評論收錄進去，可以看作官方對他的蓋棺定論。這套紀念品，在我最後一次參觀《大公報》時獲贈一套，現依然收藏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