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272】南來才子的《大公報》故事：李俠文與李宗瀛 (Patreon)

香港《大公報》在1950-1980年代，雖然母體已經被中共「奪舍」，不再有民國年代張季鸞時代的百花齊放空間，但在六七暴動前，依然是頗受尊重的香港報紙，而且文壇地位也依然很高。真正銷量大跌、公信力急降，基本上是1967年後的事，之前《大公報》走傳統國際左派路線，監督港英殖民政府不平事（當時自然也不可能沒有不平事），還是有一定光環的。而且當時香港《大公報》有一大批南來文人，都是中國各地的精英，忽然集中在一個小地方的一份小報紙，單輪文化水平，自然相當可觀。

總之，這絕不是請一堆「新香港人」當「記者」走《環球時報》兼國安路線的今日《大公報》可比。

早前在台灣，同樣出身左派媒體的李怡前輩到我家飯聚，談及昔日《大公報》人才濟濟，有所謂「十大才子」。雖然這類頭銜究竟包括哪些人，通常都有不同說法，但有很多今天看來很傳奇的名字曾經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例如金庸、梁羽生、劉天蘭的父親芃如等，那是不爭事實。後來就算是右派報紙、甚至《蘋果日報》，都有很多員工是出身自《大公報》的。

在我外公的時代，在《大公報》編輯室處於領導地位的有幾大才子，包括總編輯李俠文、副總編輯李宗瀛、副總編輯陳凡、《新晚報》（《大公報》的晚報）總編輯羅孚等。羅孚的故事後來會再談。陳凡我很少聽長輩談及，只知道他曾經和金庸、梁羽生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據說文革期間精神失常，曾在開高層會議期間拿著大刀跳上會議桌、說要「捍衛毛主席」，這個非常滑稽的場面，母親是聽外公說過的。關於他的故事，可以參考剛病逝的杜漸先生的回憶錄。

李俠文是我外公的好友，我記得曾在外公喪禮上見過他；李宗瀛是我母親的前上司，也是我母親經常以接近崇拜的語氣談論的人。在那個圈子，他們的人生經歷很有代表性，很值得略談。

李俠文是廣東人，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然後加入民國期間的舊《大公報》，以寫國際評論成名。後來來到香港《大公報》，成為社長費彝民之外最受重用的舊人，職銜是副社長兼總編輯，也就是第二號人物。由於費彝民的主要工作是外交、統戰、公關等「大格局」事宜，《大公報》幾十年內負責編輯把關的，主要就是李俠文，報館內人稱「俠老」。而他由五十年代做到九十年代才退休，也不可能不「老」。

雖然「俠老」在報館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子，但據說由於費彝民的兒子費大龍以接班人自居，不太尊重「俠老」，到了費彝民病逝後，二人勢成水火，加速了中聯辦派大陸人空降香港《大公報》的「再奪舍」。這是其中一個《大公報》進一步「去本土化」的背景。

據一些前輩回憶，「俠老」的女兒是鋼琴天才，本來就讀香港某英文名校，但到了六十年代，全國集體左傾，《大公報》高層都要「以身作則」，把子女選一人到大陸升學，他百般無奈下，還是要把女兒送上去。那種人性的掙扎，只有當事人才明白。同一故事，多少也發生過在外公家人身上，容後再談。

李宗瀛的家世更顯赫，父親李祖年是光緒年間進士，做過民國山西省財政廳廳長，一家都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李祖年的子女全都是第一流的高級知識份子，例如長子李宗恩醫生是協和醫院院長，五子李宗津教授是殿堂級畫家，四女李宗蕖教授是心理學家，她的丈夫程應鏐教授是歷史學家......，而以上這一家人，全部都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被劃成「右派」，受盡折磨。身在香港《大公報》的李宗瀛幸免於難，天天照常上班，但據一些前輩回憶，只是眼淚往心裡流。

李宗瀛就是早前提及那位港英控告《大公報》案的被告之一，後來除了是副總編輯，也掌管《大公報》英文版。他的英文造詣非常高，為人也非常精明，最擅長英語語帶相關的弦外之音。他除了是燕京大學、西南聯大高材生，更曾做過蔣介石親信湯恩伯將軍的英文秘書，這樣的「歷史問題」，雖說有「潛伏」一類任務在，在太平盛世自然是一段美談，但在特殊時空的極左年代，只會令當事人膽戰心驚。於是他只能寄情工作，才華在《大公報》內外享負盛名。

不得不承認，假如不論思考的所謂「才情」，我母親一板一眼的中英文根柢都比我好，而她認為李宗瀛的英文造詣，屬於那種她「十輩子都望塵莫及」的級別。雖然有點誇張，但看過這位老人家那些比英國人更地道的英文，就不由得慨嘆在今日「新香港」，不要說《大公報》，整個報壇、文壇，又有多少這樣的人才呢。

然而更值得慨嘆的是，這樣的人才，難道就沒有更好發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