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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報》在1950-1980年代,雖然母體已經被中共「奪舍」,不再有民國年代張季鸞時代的百花齊放空間,但在六七暴動前,依然是頗受尊重的香港報紙,而且文壇地位也依然很高。真正銷量大跌、公信力急降,基本上是1967年後的事,之前《大公報》走傳統國際左派路線,監督港英殖民政府不平事(當時自然也不可能沒有不平事),還是有一定光環的。而且當時香港《大公報》有一大批南來文人,都是中國各地的精英,忽然集中在一個小地方的一份小報紙,單輪文化水平,自然相當可觀。

總之,這絕不是請一堆「新香港人」當「記者」走《環球時報》兼國安路線的今日《大公報》可比。

早前在台灣,同樣出身左派媒體的李怡前輩到我家飯聚,談及昔日《大公報》人才濟濟,有所謂「十大才子」。雖然這類頭銜究竟包括哪些人,通常都有不同說法,但有很多今天看來很傳奇的名字曾經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例如金庸、梁羽生、劉天蘭的父親芃如等,那是不爭事實。後來就算是右派報紙、甚至《蘋果日報》,都有很多員工是出身自《大公報》的。

在我外公的時代,在《大公報》編輯室處於領導地位的有幾大才子,包括總編輯李俠文、副總編輯李宗瀛、副總編輯陳凡、《新晚報》(《大公報》的晚報)總編輯羅孚等。羅孚的故事後來會再談。陳凡我很少聽長輩談及,只知道他曾經和金庸、梁羽生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據說文革期間精神失常,曾在開高層會議期間拿著大刀跳上會議桌、說要「捍衛毛主席」,這個非常滑稽的場面,母親是聽外公說過的。關於他的故事,可以參考剛病逝的杜漸先生的回憶錄。

李俠文是我外公的好友,我記得曾在外公喪禮上見過他;李宗瀛是我母親的前上司,也是我母親經常以接近崇拜的語氣談論的人。在那個圈子,他們的人生經歷很有代表性,很值得略談。

李俠文是廣東人,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然後加入民國期間的舊《大公報》,以寫國際評論成名。後來來到香港《大公報》,成為社長費彝民之外最受重用的舊人,職銜是副社長兼總編輯,也就是第二號人物。由於費彝民的主要工作是外交、統戰、公關等「大格局」事宜,《大公報》幾十年內負責編輯把關的,主要就是李俠文,報館內人稱「俠老」。而他由五十年代做到九十年代才退休,也不可能不「老」。

雖然「俠老」在報館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子,但據說由於費彝民的兒子費大龍以接班人自居,不太尊重「俠老」,到了費彝民病逝後,二人勢成水火,加速了中聯辦派大陸人空降香港《大公報》的「再奪舍」。這是其中一個《大公報》進一步「去本土化」的背景。

據一些前輩回憶,「俠老」的女兒是鋼琴天才,本來就讀香港某英文名校,但到了六十年代,全國集體左傾,《大公報》高層都要「以身作則」,把子女選一人到大陸升學,他百般無奈下,還是要把女兒送上去。那種人性的掙扎,只有當事人才明白。同一故事,多少也發生過在外公家人身上,容後再談。

李宗瀛的家世更顯赫,父親李祖年是光緒年間進士,做過民國山西省財政廳廳長,一家都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李祖年的子女全都是第一流的高級知識份子,例如長子李宗恩醫生是協和醫院院長,五子李宗津教授是殿堂級畫家,四女李宗蕖教授是心理學家,她的丈夫程應鏐教授是歷史學家......,而以上這一家人,全部都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被劃成「右派」,受盡折磨。身在香港《大公報》的李宗瀛幸免於難,天天照常上班,但據一些前輩回憶,只是眼淚往心裡流。

李宗瀛就是早前提及那位港英控告《大公報》案的被告之一,後來除了是副總編輯,也掌管《大公報》英文版。他的英文造詣非常高,為人也非常精明,最擅長英語語帶相關的弦外之音。他除了是燕京大學、西南聯大高材生,更曾做過蔣介石親信湯恩伯將軍的英文秘書,這樣的「歷史問題」,雖說有「潛伏」一類任務在,在太平盛世自然是一段美談,但在特殊時空的極左年代,只會令當事人膽戰心驚。於是他只能寄情工作,才華在《大公報》內外享負盛名。

不得不承認,假如不論思考的所謂「才情」,我母親一板一眼的中英文根柢都比我好,而她認為李宗瀛的英文造詣,屬於那種她「十輩子都望塵莫及」的級別。雖然有點誇張,但看過這位老人家那些比英國人更地道的英文,就不由得慨嘆在今日「新香港」,不要說《大公報》,整個報壇、文壇,又有多少這樣的人才呢。

然而更值得慨嘆的是,這樣的人才,難道就沒有更好發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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