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0】「紅色經濟圈」：外公身為《大公報》CFO 的職責 (Patreon)

外公在民國時代的《大公報》開始，就屬於財務人員，到了香港《大公報》，也是一生在財務科工作。他退休時的頭銜是副總經理、兼財務科主管，用現代管理學理解，就是公司的「Deputy CEO 兼 CFO」，也不能不算是高層。而這些titles，坦白說，我是他病逝後，從《大公報》的報導才知道的。

無論是外公、外婆，還是母親，都不太會主動和我談報館內的事。很多東西，我也只是旁邊聽到，或從認識的他們的朋友那裏得知。第一次知道外公屬於財務科，大概是小學六年班，因為家中裝修，搬了到外公家中暫住，才發現了財務人員的一系列用具（順帶一提，他那個時代遠遠未有電腦，也未有計數機，最初都是使用算盤的，而外公的算盤技術非常好）。

由於他在《大公報》管錢、掌出納，一般員工大概都會相對尊重，加上他的家族淵源和性格，據說基本上沒有甚麼敵人。而他也非常安於財務科的工作，一份工做到退休，退休後還是經常回《大公報》每日讀報。那是一種今天《大公報》不可能找到的感情。

俱往矣。

本來以為，一份報紙的財務能有多複雜？頂多支支薪、發發稿費之類。後來，才逐漸發現當港英時代《大公報》的財務科主管，絕不簡單。那不是公司規模的問題，而是如前述，《大公報》作為一個特殊機關的敏感性：怎樣一方面完全「依法」遵守港英政府法律運作、另一方面又要滿足北京要求，必然需要技巧。

這和財務有甚麼關係？自然關係重大。

由於香港《大公報》那時候是中共最有用的「民間外交」白手套，這個功能的有關開支，自然是「國家機密」。那錢從何來？如何報銷？有沒有報稅？這些問題只要仔細想，就會想到很多脈絡。背後就是中共幾十年、乃至百年來在香港苦心經營的「紅色經濟圈」：無論政權是誰來掌握，「紅色經濟圈」一直自成體系，刀槍不入。例如南洋商業銀行，據說存放有不少愛國人士的戶口，出納就有了另一體系。例如中國國貨公司、華潤之類，除了售賣「愛國國貨」，自然也是一大「走錢」門路。回到《大公報》層面，不用太複雜，單是員工回大陸那次是公費、那次是私人探親，只要反映在帳面，有心人自然找到大量脈絡。

至於箇中怎樣操作，外公作為守口如瓶的人，自然連他家人也不知道。只知道根據地下社團邏輯，很多都有陰陽帳。《大公報》當時是否帶有某種地下社團的屬性？大可自行判斷。

另一種壓力，在於《大公報》處於港英政府的敵對陣營。雖然費彝民後來和港英建立了良好互動，成為了「朋友」，但1951年警察登入報館拘捕社長、搜查辦公室的陰影，始終永遠存在。那時候沒有電腦、沒有雲端，帳簿literally就是一本本的帳簿，一隨便找個理由上門搜查、當作證物充公（也就是現在「新香港」那樣），基本上，秘密就一覽無遺。

所以據說外公獲最高層指示，重要文件不要全都放在公司。但不在公司可以在哪兒？自然是家。雖然家也可以隨意搜查（同樣像是「新香港」那樣），然而《大公報》這類機構的內部分工，外界是很難知道的，有時候有職無權、有時候有權無職、有時候有職有權，查證就大費功夫。

這些東西，就連外婆、母親也只是聽過片言隻語，我自然更無從得知。後來才在偶然情況下，知道整理外公遺物時，家中發現了一些陳年帳薄，寫上「絕密」。我得知後，自然問「如何處理」？

母親淡淡然一句：「全都燒了」。

無論是祖父祖母、還是外公外婆，逝世後的整理遺物工作，父母從不讓我參加。一次、兩次可以是無心，三番四次就不會完全是巧合。不過他們大概也是對的：如果我在現場有所發現，定必如獲至寶研究一番，甚至可能用來當作發掘歷史真相的著作出版。然後，可能就沒有然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