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2】港口研究下的香港︰位於東西方夾縫的通商口岸 (Patreon)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討論港口（port）、港口城市（port-city）、通商口岸（treaty port）、城市（city）等名詞的意義不大，更遑論它們的歧異。然而在亞洲城市發展語境下，不少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國際都會如上海、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等，均是以港口為城市發展基礎，透過港口經濟推動城市化，以及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這也是亞洲港口發展與地中海港口發展路徑截然不同的原因。

為何我們會執著香港的「港口」特性，甚至以此作為香港國際關係研究的核心？正如學者Vigarie提出，港口是陸地與海洋兩個空間的交匯點，而這些交匯點同時受到不同的人流及物流、依附著港口的相關建築及技術，以及不同的政策及措施所影響。[1]因此，即使民用港口的經濟作用可能大同小異，但因著客觀的港口地理特性、當地社會與外來者之間的文化差異，與及相關管理法規及政策框架的不同，港口在環球貿易的角色，對區域以至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當地政府及民間社會如何回應等，都可以有明顯差異。例如與英屬香港可算是一水之隔的葡屬澳門，在16世紀至17世紀可算曾風光一時，成為聯繫「長崎–果亞」航線的重要中轉站。[2]但香港在1841年成為殖民地、1842年正式開埠成為自由港，翌年幾乎所有澳門的領事館及主要國際商業活動，都在一年之間遷到香港。亦一如前述，當上海因「五口通商」措施成為自由港後，香港又幾乎被當時的英商完全放棄。[3]

事實上，一如包樂史指出，通商口岸（treaty port）的出現，徹底地改變了當時大清帝國處理海洋事務及環球貿易的方程式。除了如費正清的研究，強調通商口岸改變原朝貢制度的港口管理模式外，[4]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也指出通商口岸能強化這些港口聯繫不同亞洲海域的能力。[5] 透過不同的雙邊條約，通商口岸定下清晰的貿易規則及稅收制度：原朝貢制度下，商貿只可在特定的港口及以中介人進行，通商口岸卻成功對帝國潛規則拆牆鬆綁，成為不同國家的商人、以及不同地域的華商匯聚之地，一下子釋放了無限商業潛能，突破了王朝中央由上而下的規範，反而有利於中國這類封閉的大陸國家，可以以商聯繫世界。自此，中共官方所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其實是中國急速現代化、國際化的關鍵轉型期，通商口岸令傳統朝貢制度變得「在地化」，廣州、福州等港口成為處理朝貢貿易的地方，而香港、上海、新加坡等通商口岸，則一方面協助這些港口處理朝貢制度下的貿易，另一方面也成為亞洲海洋貿易及網絡的重要節點，自身逐漸脫離帝國的緊箍咒，擁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這正是香港得以發展自己的故事的緣起，也是香港改變中國、而不是相反的明證。

同樣較少人提及的是，香港這類通商口岸的建設，除了對自身，對全球港口發展也有深遠影響。從港口研究及港口發展而言，通商口岸制度奠定了亞洲港口的發展模式及地位，正如學者Lee, Song and Ducruet提出有關亞洲港口發展的「亞洲綜合模式」（Asian Consolidation Model）時指出，通商口岸（Lee等人以「殖民港口」來形容這個階段）及轉口港是亞洲港口發展的必經之路︰前者指開埠後，港口須不同調節及改革，以迎合外來船隻營運的標準，以及與鄰近腹地（hinterland）的貿易；後者則強調港口下的城市功能建設，以滿足幅員更廣的腹地、及海洋網絡的工業及商業要求。[6] 港英時代，中小學教科書都強調香港以「轉口港」（entrepot）起家，這其實沒有政治色彩，完全是社會科學的客觀事實。

因此，相對於歐洲主要港口（特別是歐洲一體化後的歐洲），它們發展後，城市功能與港口功能就愈加分隔，但傳統的亞洲港口，卻是以「城港合一」的模式發展的。亞洲港口可以說是一個經濟活動與政治活動匯聚的多功能節點，是一個在生產及貿易上均足以影響國家經濟命脈（以及個人利益）的經濟城市，以及一個吸納及促進人員及文化流動的中轉站。[7]學者Rhoads Murphey更直接指出，由於通商口岸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特性，它更是中國「現代性」（modernity）的來源，協助中國由傳統皇權國家走向現代國家的重要棋子。[8] 沒有香港、上海等港口，既沒有「舊中國」、也沒有「新中國」，這和中央政府重新集權後強調一切都是中央授權，可謂截然相反。

我們明白，所謂「現代化理論」（modernisation theory）很多時被左翼學者批判為西方社會合理化殖民侵略的話語，至今都有左翼學者以這套路附和中國的政治正確觀去閱讀當代香港，在法國任教的美國學者蘇哲安（Jon Solomon）即為近年典型。[9] 但從歷史的軌跡而言，不少與亞洲社會現代化進程有關的人與事，卻真的與這些通商口岸息息相關，而且真的大大促進了進步發展。例如不少亞洲國家嘗試開放國家經濟吸引外資時，往往會引入一些「類通商口岸」（quasi-treaty port）制度，例如劃定一些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在區內訂立特殊的交易法規，以促進貿易及投資，令外商及當地商人在當地貿易時享受與國家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待遇，讓國家一方面可以透過這些「經濟特區」或「特別行政區」，作為經濟火車頭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藉建立港口的周邊配套（如工業園或服務業產業鏈），來加速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及產業升級。

而「香港」因為它的成功，已經成為這類模式的代名詞。因此，世上有「巴基斯坦香港」、「阿聯酋香港」、「沙特阿拉伯香港」、「北韓香港」、「巴拉圭香港」、「柬埔寨香港」、「丹麥香港」、「芬蘭香港」等先後出現，有機會這系列的著作會逐一對比介紹。

近年這種港口發展模式，終於被視為大國外交政策的一環，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政策。這其實絕非新鮮事，大英帝國的港口外交、乃至各殖民帝國的類似藍圖，都比中國「一帶一路」早了幾百年。當然，在政治正確者眼中，「類通商口岸」模式這名詞自然難以宣之於口，而這種港口發展模式源於香港這首個在華的通商口岸，可以說是「香港改造中國國際觀」的明證，卻也是被人有意無意的忽視至今，殊為可惜。

[1] Hlati, Arbia and Sami Hammami. 2017. “Seaport Concept and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Test.” The Open Transportation Journal 11(1): 120 - 129.

[2] [1] Ho, Wai-kit Vincent. 2012. “Du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Role of United States Consuls in Macao, 1849 – 1869.” pp. 143 – 152 in 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s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edited by P. A. van Dyk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3] van Dyke, P. A. 2012. “Smuggling Network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fore 1842: Implications for Macao and the American-China Trade.” pp. 49 – 72 in 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s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edited by P. A. van Dyk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Coates, A. 2009. A Macao Narra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4] Leonard Blusse,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Hamashita, Takeshi. 2003. “Tribute and Treaties: Maritime Asia and Treaty Port Networks.” Pp.17 – 50 in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Year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6] Lee, Sung-Woo, Dong-Wook Song and C. Ducruet. 2008. “A Tale of Asia’s World Ports: The Spatial Evolution in Global Hub Port Cities.” Geoforum 39:372 – 385.

[7] Ibid.

[8] Murphey, Rhoads. 1970.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9] 蘇哲安。《香港反送中運動左翼敗北的系譜：翻譯、轉型與邊界》。臺北：唐山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