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21世紀再讀福澤諭吉「脫亞論」：日本能遠離中國崛起嗎？（上） (Patreon)

隨著中國崛起、亞洲整合日漸成熟，日本近年的危機感也持續增強。無論是否贊成安倍晉三的右翼外交政策，國內有識之士都對日本國際地位可能「打回原形」深感憂慮，情勢有點像百多年前，日本面對列強殖民主義，努力思考應對方略的百家爭鳴局面，差別不過是今天安於逸樂的平民，不大有那份危機感而已。

早前討論過「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現實主義外交思維，而要理解他那一代人，自然不得不提日本殿堂級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的頭像至今印在今天的一萬日元紙幣，可見其地位。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思想源流；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近年有人提出「新脫亞論」，因此重讀福澤諭吉，也別有價值。

福澤諭吉出身明治維新前的「蘭學家」，曾隨同出使西洋各國，「大政奉還」後成為當時日本的國師，被看成把西方現代理論制度引入日本、將之在地化的權威。1885年，福澤諭吉為他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寫短文《脫亞論》，當時尚未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但中日已在朝鮮劍拔弩張，日本同時努力擺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福澤諭吉的觀點處處回應小時局、同時前瞻大時代，可歸納為四個層面：

1. 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洋文明，標誌著世界文明進步的方向，而西洋文明逐步東漸，接納才是明智之舉，而接納的不止於推翻幕府統治，並要在亞洲開創新格局；
2. 日本的亞洲鄰國中國、朝鮮等皆受儒教影響，因循守舊、不知進取，長此以往，必將亡國；
3. 日本固然與中朝不同，但在西方人眼中三國鄰近，對中朝落後局面的觀察和批評，亦都影響了對日本的認知，這對日本外交非常不利；
4. 與其等待中朝開化，不如果斷與其劃清界線，轉與西洋強國同躋身於「文明社會」之列，而不必對中朝現況抱有同情，只應以打救角度加速其轉型。

「脫亞論」的宗旨，固然以追慕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文明為目標，但也反映日本對歐美列強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日本認為自己已踏入文明階段，與其他落後的亞洲國家不同，理應得到世界尊重；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地理上始終位處東洋、又不屬基督教文明，對歐美始終抱有戒心。

「脫亞論」表面上以「脫亞入歐」為目標，其實從來沒有把目光脫離亞洲，不過是將亞洲作為已「文明脫亞」的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研究專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周頌倫以此概括出「東洋盟主論」。他認為日本根據福澤諭吉的理論，全力促使中朝兩國發生激烈變革、而不以鄰國人民短期福祉為依歸，一方面希望以之為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也希望宣傳為「率領亞洲抗衡歐美殖民統治」，間接令日後日本的軍事擴張得到理論基礎。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大東亞戰爭，正是以「解救」亞洲各國為要旨，甚至到了今天的靖國神社游就館，也是如此記述。

在《脫亞論》，「清國」自然是愚昧守舊的國家、落後的象徵，但同時福澤諭吉也對清朝展開的洋務運動和日益壯大的北洋水師，抱有警惕。《脫亞論》發表前一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曾發表社論，「期望日本之名不被支那所遮蔽」，暗含的邏輯甚為明顯：一旦中國在與西洋強國交往的過程中走上自強道路，日本在東亞辛苦樹立的獨特性將不再，「引領東亞文明開化」的角色也將受到中國挑戰。

周頌倫因此認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事實上包含雙重意味，文化上、地位上脫亞入歐」，但在地緣政治層面卻持民族主義立場，以亞洲為日本生存空間。雖然《脫亞論》一文並無鼓吹戰爭，但對日本外交影響深遠，產生的「日本獨特論」，到了今天還深入全亞洲民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