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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教圖)出版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教科書,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下,提到1960年代的東深供水工程。教科書表示,香港於1963年時遇上旱災,導致數百萬香港居民生活用水困難。有見及此,於12月的時候,時任中國國家總理周恩來作出指示,決定引東江水供應香港,並由中國劃撥3800萬元專款,啟動了東深供水工程。

接著,教科書又說中國大陸動用了一萬多人並花了11個月時間去鑿山劈嶺、架管撘橋後才將東江水引進香港。在工程落成的慶祝會上,即1965年的2月,香港政府贈送了兩面錦旗予工程建設者,上面分別寫著「江水倒流,高山低頭;恩波遠澤,萬眾傾心」、「飲水思源,心懷祖國」。最後,在1965年3月1日,東深供水工程正式對香港供水,並為香港每年帶來6820萬立方米的水源,保障了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隨著擴建,年供水能力亦由0.68億立方米提升至24.23億立方米,滿足了香港80%的淡水需求。

對於香港的供水情況,過去數十年都有一種說法,就是「香港水資源短缺,所以需要依賴東江水」,就如現時這種教科書所強調的。然而這個說法符合客觀事實嗎?這或要由香港的供水歷史談起。

19世紀中期香港剛開埠時,由於島上居民不多,本地淡水資源仍足夠自給自足。然而英國開始管治後,香港人口大增,本地淡水便顯得不足。1863年,港英政府在薄扶林建造了香港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其後截至1978年,共建造了17座不同類型的水塘。1949年後,大量中國人逃亡香港,導致香港人口大幅上升,水資源問題變得更嚴重。在1959-1978年間,就有四項世界級供水工程在香港建成,分別是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東深供水工程,然而這卻是中英兩國的政治角力衍生物。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講師李家翹翻查英國政府的歷史文件,認為香港「供水史」可分為三個「轉折點」,分別是1959年、1967年及1979年。

綜合他的分析,首先在1950年代末,在面對人口急升及旱災等問題,親中人士穿針引線,建議柏立基港督及廣東政府就廣東輸水香港協商,並在周恩來的「各地凡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指示下,正式展開了向香港供水計劃。1959年,廣東批准興建深圳水庫,並向港府提出供水建議,卻港英政府陷入兩難。若然接受供水,而中共突然威脅斷水時,港府就會陷入被動;而香港之所以缺水,很大程度上與人口暴漲有關,導火線卻是大量人口要逃離中國,他們也不希望被中國間接勒索;加上香港存在地緣政治價值,美國不希望中共藉水資源控制香港,因此強烈反對港府引進東江水,甚至表示願意出資予港府,研究海水化淡以解決「缺水問題」。

從這角度看,引進東江水從一開始就是政治操作。深圳水庫的建成,本來就是為了引東江水到香港而鋪路的,當時深圳人口只有約3萬人,年用水量僅73 萬立方米,其用水規模根本不及水庫的用途,而水庫正是控制香港的槓桿。面對缺水的壓力,港府制定了以下方針,就是一方面接受中國供水,另一方面籌建獨立的供水體系,以備日後不時之需。換句話說,中英談判期間,中國不時威脅「斷水斷糧」,正是狼子野心的體現;而英方代表團居然也有人附和,無視其實港府沒有東江水也足以自給自足的事實,更是包藏禍心。

當時港英政府在「引水」的談判過程中,其實極力提防中共於供水一事作政治操作,因此要求三點:一是拒絕中方免費供水,堅持付合理價格,並把有關協訂定性為商業交易;二是協議不以港府,而以「香港當局」名義簽署,以免中國供水的重要性被提高,及公眾對港府與廣東的接觸有過多聯想;三、反對協議書訂明中方供水量會逐漸增加,以免受影響居民有口實反對政府收地興建水塘,增加水務工程的難度。與此同時,港府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同步開展,正顯示了中國供水是「血濃於水」一說,起碼得不到當時主流社會的認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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