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深度評🇺🇸】左右兩個美國：「歷史的終結」Vs「政治的終結」 (Patreon)

美國最高法院在保守派主導下，推翻賦予婦女墮胎權的 Roe v. Wade，引發美國政壇地震，也進一步加劇了「保守派 Vs 自由派」的「兩個美國」內鬥。關於兩派理論的激化，一切可以從冷戰終結開始談起。

柏林圍牆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後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然而經過喬治布殊年代，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衝擊，象徵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後，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令左翼思潮重新興起；但左翼強調政治正確的學院派風氣每每過猶不及，又反而催生了特朗普的「另類右派」陣營。

1992年，美籍右翼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幾乎是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殊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采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

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