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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談及珍寶海鮮舫與歷史上的「威尼斯共和國」,而這個歐洲城邦發展起來的全球商業霸權,確實有不少方面值得和全盛期的香港比較。

威尼斯作為一個小城,人口本來只有十多萬,但威尼斯共和國卻管理了200多萬人口,這完全是憑藉商業勢力。在中世紀歐洲,大多數國家都由封建貴族、王室統治,威尼斯在公元452年開始,卻就是一個「共和國」。而這種「共和」,並不全是今日的共和國概念,反而更像香港昔日的精英共識政治。

根據威尼斯共和國政治制度,有一個總督負責行政,另外又有參議院、大議會,理論上,相當「民主」。但其實只有幾百個富有家族的代表,才能成為議員,這正是香港昔日的行政局、立法局設計,有各種商界既得利益者、大家族代表在內;即使是立法會,也以功能組別「選舉」為主。

這種避免獨裁、又抗拒全民普選的制度,自然不夠「完善」,但總算保障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基本穩定,還有一定自由。例如威尼斯的宗教自由就超然於梵蒂岡,在當時歐洲以相對包容著稱。

威尼斯共和國富起來後,經常靠僱傭兵捍衛「國家安全」,除了真正被圍城之時,國民基本上不會想到要親自上陣,心思都放在貿易拓展上。對各國貿易關係,威尼斯儘量包容各國商人,也通過信貸等拓展財富,壟斷專利之餘,也會以同一套法律保障商業對手權益,而這正是香港致富的公式。

但威尼斯最終由盛而衰,除了地緣政治格局改變,也因為政制未能照顧平民百姓,最終就出現瓶頸,這和香港政制發展也頗為想像。至於大航海時代之後,威尼斯失去地理優勢,這和香港在《國安法》後失去東西交流的獨特性一樣,假以時日,一切就清晰不過。

所以誰能說香港「威尼斯化」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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