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夢工場🎬】《尼羅河謀殺案》：假如十大疑兇變成21世紀香港人 (Patreon)

談及上流社會的社會資本，設想《尼羅河謀殺案》（或其姊妹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場景換成是21世紀的長江三峽，那群歐美各國上流人士換成了背景各異的「特區香港人」，他們互相依稀認識，聚在三峽郵輪上，是為了參加中聯辦安排的「交流團」，這就是港人熟悉不過的情節。

再設想「交流」期間發生了一宗離奇謀殺案，郵輪上各人都有動機犯案，由於他們構成了一個香港上層建築，互相的關連自然千絲萬縷，加上三峽這案發地點既和一干特區人等有「家」的關聯，兩者也維持著異鄉的一層隔膜，和英國貴族@1937埃及的格調，就變得大同小異。

這樣的改動，拍成電影的畫面雖然不一定美，但難道不算符合Agatha Christie的神髓？

《尼羅河謀殺案》原著的人物極為繁多，電影版本將之刪減、合併為十大疑兇，個個身份鮮明，都與那位年輕女富豪死者杜爾夫人（Linnet Doyle）有不同關係。他／她們誇張的服飾對營造這些身份大有幫助，難怪這齣偵探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服裝獎，反而導演製造懸念的手法顯得略為平淡。以偵探電影而言，這也是卡司大得驚人的特例，彼德‧烏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米亞‧法羅（Mia Farrow）、瑪姬‧史密斯（Maggie Smith）等都是影帝、影后級人物，涵蓋老中青三代好戲之人。

只要那位女死者變成香港隨便一位富豪的第三代後人，富21世紀特區特色的十大疑兇，就不難在三峽變奏借屍還魂。假如上述佈局開拍成電影，下列特型演員不妨如此取代原來的角色：

• 出身貧苦、劍橋畢業的才子，死者的丈夫杜爾先生（Simon Doyle）→香港海歸派文人，可由陶傑或倪震飾演；
• 杜爾先生的前未婚妻，死者的前閨中密友，策劃整個謀財害命陰謀的貝里福特小姐（Jacqueline de Bellefort）→貌美而精於計算的事業型港女，可由建制女議員龐愛蘭或梁美芬飾演；
• 滿口共產革命和打倒腐敗資本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頭戴貝雷帽的英國年輕人費格遜先生（Mr. Ferguson）→天星皇后運動的「新左」青年文人領袖，或「傳統」社運界代表人物，可由梁國雄或梁文道飾演；
• 言行誇張、特異的女名流，因涉嫌誹謗死者而陷入官司的情色小說女作家奧蒂貝尼夫人（Salome Otterbourne）→香港上一代富有個人特色的流行愛情小說女前輩作家，可由白韻琴飾演；
• 奧蒂貝尼的女兒，在母親陰影下不能自主、後又情歸左翼青年的溫室小花露西妮（Rosalie Otterbourne）→思想略帶浪漫成份、但人生閱歷有限的名人之後，可由鄭欣宜或謝婷婷飾演；
• 企圖奪取死者財產的遺產托管人，來自美國的彭寧頓律師（Andrew Pennington）→港產富豪身旁必有一位的御用風水師，可由顏福偉飾演；
• 患有偷竊癖的美國老富婆，因垂涎死者名貴項鏈而乘搭同一郵輪的舒娜夫人（Marie Van Schuyler）→有人大政協夫人頭銜的上海買辦遺孀，可由董趙洪娉飾演；
• 生於中產家庭的知識份子，因被死者父親在商場陷害而致家道中落的受害人，淪為美國老富婆貼身護士的保耶小姐（Miss Bowers）→持有本土碩士或博士學位，但為了生計無奈來港打工的德成菲傭，可由曾打雜工的肥媽飾演；
• 曾錯誤醫治死者好友而與死者結怨的德國人，熱心歐洲各國社會事務的貝斯納醫生（Dr. Carl Bessner，小說版本為澳洲人）→常在大陸扶貧贈醫的愛國香港大夫或中醫，可由何志平飾演；
• 死者的貼身女僕，戀上身在埃及的有婦之夫卻不獲主人放人，最終因勒索兇手而被滅口的保格小姐（Jane Borget）→領取綜援但又甚有國際視野，情歸外籍男友的行為藝術家，可由何來飾演……

舊菁英圈：鄉村老婦也能累積社會資本

當然，上述配對都是天馬行空。但在這完全杜撰的《尼羅河謀殺案》三峽變奏，這批港人／港燦背景各異，不一定全是來自富豪圈、專業圈，也包括表面上是草根代表或文化人，他們和1937年的埃及郵輪乘客一樣，同樣構成了一個帶有排他性的菁英圈，不但相互聞名，也懂得彼此的社交話題，明白對方何以此情此景有需要／有能力在自己跟前出現。

假如定要比較，上述配對自然不能完全和原著吻合，因為在尼羅河的舊菁英圈，相關人物的社會身份是相對固定的，他們的互動，都是建立於固定的角色設定。例如女死者控告情色作家的作品影射自己、誹謗個人清譽，卻又主動四處唱衰德國醫生的醫德和藝術，都是因為對方的職業才產生的風波。他們個人之間不一定有利害衝突，但他們的身份賦予了互動的空間。

在尼羅河畔，只有Agatha Christie筆下的比利時矮偵探白羅（Hercule Poirot）屬於百搭式、跨界別社交名人，其他人物的身份都是相對單一的，因此只要白羅本人懂得累積社會資本的竅門，就是不當偵探，生活也無憂。從Agatha Christie的其他小說可見，白羅的社交圈子大得驚人，他本來就無意在英國覓食，只是從比利時逃避一次大戰才改變生活空間。整個舊菁英圈的單一性，彷彿就是為這位複合性菁英度身定造的，反而Agatha Christie筆下另一位名偵探瑪波老小姐（Jane Marple）完全不同，只是一名活動範圍極有限、天性八卦長氣的英國鄉村老婦人，有理由相信她是《哈利波特》的恩不里居教授一類老處女。

知道他為什麼是菁英嗎？新菁英圈的全知盲點

到了我們這時代、這地方的新菁英圈，他們儘管依然相互聞名，卻已不太清楚對方成為圈中人的真正原因。為什麼面前的名醫能當上人大政協？為什麼身旁兩個文化人的資產差距可以如此巨大？為什麼衝擊建制的代表經常出現在酒會？究竟才子和才女靠什麼維生？尼羅河上的貴賓，是不會有上述疑問的，但三峽遊的貴賓就會不斷問上述問題，原因很簡單，就算他們是局內人，對社會其他部門的新遊戲規則，卻也不懂；一旦沒有了中介人讓他們困獸鬥、互相追兇，他們就不能明白對方的底細。

換句話說，尼羅河郵輪式舊菁英圈的維繫，建立於各人的「全知視覺」：我認為你是菁英，因為我知道你在幹什麼。三峽郵輪式新菁英圈的維繫，卻建立於各人的「無知視覺」或「全知盲點」：我現在視你為菁英，是因為我不真正認識你，只不過聽說你很厲害，卡片很多水份，所以先敬一丈，以策萬全—除非你是洞悉一切、而又有特別渠道的偵探白羅。

普特南認為美國人開始獨自打保齡球，象徵著美國整體社會資本的下降，就是因為美國人之間的關係網越來越薄弱，而且像香港馬伕那樣負責扯皮條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少。《尼羅河謀殺案》的郵輪上，社會資本是交往的基礎，縱然發生多宗兇案，一切看來，還是那麼和諧；在三峽的船上，社會資本卻是交往的目的，各人的並存無論談笑如何風生，卻總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

這時候，謀殺案發生了，怎麼辦？儘管三峽兩岸沒有白羅，但船上新香港菁英都知道，幸運地，我們還有中聯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