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大師導讀】Peter Baehr《國安法陰霾下的香港各間大學》：研究資助局將成為香港學術自由消失的最後一根稻草（四） (Patreon)

曾在嶺南大學任教21年的社會理論講座教授Peter Baehr對香港各間大學的高層有不少批評，本篇內容接續上篇未完的《行政搖頭九：大學高層》章節。

Baehr教授指出，在8所教資會資助的大學當中，港大校長張翔、中大校長段崇智、理大校長滕錦光、教大校長張仁良、嶺大校長鄭國漢都有在《港版國安法》頒布前為其背書，浸大校長錢大康、科大校長史維、城大校長郭位則並沒有參與該份聯署聲明表達支持，「明顯地，後兩位校長（史維和郭位）都是台灣人，兩人最近都宣布將提前卸任。」

不過，他指部分大學高層其實有嘗試在有限的空間內支持下屬，並提到有一個並非發生在嶺大的個案：一位教授被親政府中文媒體詆毀，惟得到校內高層的保證，表示他們將繼續予以支持。不過，Baehr認為這些校內高層私底下給予支持的行為，其實並沒有就學術自由的原則而發出大學層次的公開保護，「同樣地，有另一間大學的院長告訴我，在組織的間隙中安靜辦事，比在顯眼處為好」（意指暗地裡提供實質支持比公開表示支持為好。）

對Baehr教授而言，這種於陰霾下辦事的形式亦有其危險，「它沒有提供明顯的領導，沒有為教職員及員工樹立正直和負責任的公開榜樣，沒有在鼓勵捍衛學術自由的議題上提供一個明顯的集結點。事實上，這種做法沒有明確說明甚麼是學術自由。」他同時批評教資會和研究資助局亦沒有提供指引或團結的力量，並指若果有更為認真凝重的相關機構的話：

「（更為認真凝重的相關機構）可能早已預料到香港學術界會被打壓，繼而以應有的嚴肅態度對待這件事。它們可能已經建立了學術自由憲章或學術自由監察員。它們可能會發布新聞稿或召開新聞發布會，以釐清對研究進行資助的科學和學科標準。它們可能會在每所大學召開論壇，以接收教師的觀點和意見。但它們（教資會和研究資助局）完全沒有做過這些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Baehr指研究資助局經常邀請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學者擔任小組成員，當中更有數位外國人擔任部分小組委員會的主席，「這些外國人如何公開捍衛他們的香港同事不受干擾？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做過這方面的事。」

他認為北京代理人遲早都會攻擊研究資助局的獨立性，研究資助局將來不會再有可根據成績、而非政治資格授予資助的自由。他提到《大公報》曾於今年2月上旬發表的一項「調查報導」，將研究資助局描述為「『港獨』和『反華學者』的提款機」。他繼而引用科大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在今年一月文章，內容提到要注意香港各間大學、研究資助局和政府之間功能失調的共生關係：

「在科大，教職員要順從的某些壓力是微妙的。科大的行政人員會懲處未能透過撥款而吸引外部資金的教職員工。香港的研究經費主要來源為研究資助局的一般研究基金（General Research Fund），五位外部評審員對一份申請進行評估，並會充分了解申請人的姓名和簡歷。一個負面評論通常已足以令申請石沉大海，而未經證實的負面評論很常見。五名評審員當中當然至少有一人會從『愛國主義』和對中共忠誠度的角度，來評估申請人及其提案。為了成功獲得資助，以及避免遭科大行政人員懲處，教職員工最好避免『敏感』的研究，並要建立與政權方向一致的記錄。當然，他們可以申請海外資助，但這會帶來因『與外國勢力勾結』，而違反《國安法》的風險。」

以上為《國安法陰霾下的香港各間大學》首3個章節的翻譯導讀，希望加入適量註解後，會令大家更易了解這位曾居港21年的外籍教授，對「新香港」學術自由的所思所想。

這篇論文仍有4個章節，分別是：4. 管理者和學生（Managers and Students） 5. 教職人員（Faculty） 6. 區別（Distinctions）以及 7. 教授和記者（Professors and Journalists） ，可至Springer網站閱讀全文。Baehr不單十分了解香港學術界的過去和現在，亦就此提出獨到個人見解，很值得一讀。

最後，以下為論文總結——儘管內容只有短短兩段，但從中可見Baehr教授因香港墮落所感受到的無奈，以及對港人的愛與不捨：

「在1923出版的短篇小說《吶喊》的序言，文化評論家魯迅提到他從早期的文學失敗過程所汲取到的教訓。他和一些居住在東京的中國同胞，當時正創建一本以推進中國文化改革為目標的前瞻實驗性雜誌，並處於製作的最後階段。那本雜誌將被命名為《新生》。

但隨着出版日期日漸迫近，那些承諾為它寫作的人，以及那些同意資助它的人，都收回了他們的承諾。那個項目最後胎死腹中。

起初，魯迅只覺得自己的失敗是徒勞無功的。但後來，它為魯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見解；他當時寫道：『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我們這些直到最近還生活在香港的外國人，見證了它被掠奪的過程，當中包括這座城市之名，以及其英雄般的歷史，這一切所激起的情緒因過於強烈，而無法沉穩地於公開場合表達出來：我們這些外國人永遠不會對香港人的命運感到無動於衷的。在這方面，我記錄了各間大學倒退的情況。但當被問到這個我曾生活21年的城市有甚麼令我最為掛念時，我的回答總是不變：我掛念香港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