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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後,不少政客習慣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北京「溝通」,並以之顯示其高貴地位。相對而言,在港英時代,卻有更多香港基層代表習慣由下而上公開游說倫敦政府,儼然「上訪」。這種域外溝通,也成了昔日管治模式的一部分。

由於港英的終審法院是英國樞密院,當時港人往往視訴諸英廷為尋求公義的最後手段。在司法機關以外,當遇上港英政府政策不公,或希望獲得協助,特別是在香港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員前,市民也往往會上書英國下議院議員,而不是把期望寄託在香港議員身上。

據1973年9月18日《華僑日報》報道,7名石硤尾天台學校的校長聯函呈請7名當時訪港的英國國會議員,「懇請彼等主持正義」,即典型例子。

他們所說的「正義」,涉及的是「石硤尾安居計劃」及天台學校對香港的貢獻等事宜,完全是關於香港本土社會政策,以後來的「一國兩制」準則而言,已可說是干預內部事務 ,但當時香港市民對英國政府,卻沒有過多的受干預憂慮。

即使沒有議員訪港,港人偶爾也會主動致電英揆求助,可見港人對英國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一視同仁 ,對其分工卻不甚明瞭,只籠統視廣義的英國政府為終極仲裁者。以沙田信義小學清拆事件為例,1978年7月2日的 《新晚報》指,一群沙田信義小學的家長「發電報與英國現任首相卡拉漢、和前首相希思,要求他們支持」,由此可見當時英國「干預」香港內政,不但被視為合法、合理,港人也視之為上訪式手段。

除了以投訴為出發點的互動,訪問團也是香港基層市民與英國政府交流的途徑之一。這些訪問團並非以富豪和商界為主,而是由港九各區街坊福利會代表組成的「街坊代表團」,成行目的並非以申訴為主,反而是希望與英國政府商討政策。

以1976年6月的訪問團為例,當時《華僑日報》引用訪問團與英國香港司司長奧奇夫見面,指是次訪問目的有二:「一、要求英廷准許香港恢復執行死刑;二、挽留港督連任。」奧奇夫讚揚街坊會「此項百折不撓精神至深敬佩,並勉繼續努力,爭取對市民福利協助政府,安定社會秩序,實深利賴云。」這兩項任務最終成功改變了的香港政策,包括引入終身監禁及讓麥理浩成了史上最長任期的港督,至1982年才離港。

事實上,殖民政府對這些街坊訪問團也青睞有加。1976年9月11日,《新晚報》報道了訪問團在港的晚宴 ,席間民政署署長華樂庭親自授旗予代表團,稱讚街坊「過去曾數度組團訪問英國,非但能溝通友誼,並在互相切磋下,增進工作經驗和認識」,可見當時殖民政府對由第三部門發起的訪問團頗為鼓勵。

時至今日,中港交流雖然緊密,北京對香港的實質影響比當年的倫敦更大,但港人與北京之間應如何公開作出健康、由下而上的互動,卻反而不透明得多。政體差異,之所以然。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新晚報》;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09年4月22日,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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