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大師導讀】Peter Baehr《國安法陰霾下的香港各間大學》：「行政搖頭九」：大學高層如何成為摧毀香港學術自由的幫兇？（三） (Patreon)

曾在嶺南大學任教21年的社會理論講座教授Peter Baehr在《Society》論文講述香港各間大學的高壓管理現況後，指出香港各間大學的墮落（debasement），其實並不是由特區政府或中聯辦的直接執行所致，而是在過去和現在都是由大學內部人員的執行和大學高層推動形成。在論文下一部分，他花了不少篇幅批評一班對權力上癮的大學高層，最值得一讀：

「香港各間大學的管理者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徵：保護色，即是『生物與其周圍環境融合的能力』。他們是機會主義者和風向儀，而不是激進份子（militants）和先驅者。激勵他們向前的是野心（ambition），而不是意識形態（ideology）。」

Baehr介紹「行政搖頭丸」一詞，源自十九世紀俄羅斯諷刺作家 M. E. Saltykov-Shchedrin，並稱這個詞語令人聯想到對權力上癮的大學高層，其特徵為「對上位者阿諛奉承，對下位者無情欺凌」。他認為「自知之明」並不是香港各間大學高層的強項，同時就此舉出多個例子，當中包括有大學校長在疫情期間要求教職員返回校園，面對空盪盪的課室遙距上課，惟幾個月來，其實都未曾有人見過校長本人一面。

他之後提到香港各間大學的高層，與世界大部分大學的管理層一樣，在位者當中只有少數人有與管理相關的專業或背景。校長辦公室的成員，特別是副校長和助理副校長，都是由決定接受行政職務的資深學者出任；負責擔任教職員和校內高層之間的橋樑的多位學院院長，亦是如此。

Baehr表示，有人可能會認為教授出身的高層，部分人仍有發表和指導研究，繼而會勇於捍衛學術自由，或至少不願意放棄它。但他不敢苟同這個說法：「香港的實際情況頗為不同，因不滿被干預學術而提出請辭（abdication）在西方國家的大學很常見，但在香港，放棄學術自由（abandonment）的速度以及其監控（carceral）的影響是十分驚人的。」

當有「非社會主流」或「非政治正確」的聲音在大學校園出現時，Baehr教授指西方國家和香港的大學高層的處理方法十分不同，前者會對外聲稱致力保障學術自由，但同時認為教師和學生發表意見時須有一定社會敏感度，且永遠不應是具傷害性或不尊重的；後者的壓制言辭則更為冷淡，且具經濟效益，「符合國際金融中心的精神：為防『法律風險』，相關聲音便被壓制了。」

Baehr認為在這種委婉言辭的掩飾下，校長以及其團隊羞辱了教師和學生，不但破壞規則，亦省略了以往存在的協商渠道，「校內委員會短路了，機器式的點頭，加上大量橡皮圖章，取代了對原則和政策問題的實質投入。」他指委員們意識到所有重要決定，都早在校長進入會議室前已產生，但他們只會無動於衷地列席於會議：「與會者彷彿因尊重而垂下眼簾，偷偷給朋友發信息，糾正排版校樣，瀏覽Facebook，然後在議程項目終於結束時，急不及待地離開會議室。」

在這種情況下，Baehr教授指香港各間大學的高層，其管理表現行為複製了所有獨裁政府官員的一個知名反射動作：為「元首」（Führer）工作。大學高層不會等待上級指示，而是會先行作好準備或主動提出要執行某些措施，希望藉此討好新老闆。

就此，他舉出嶺大的例子：「嶺大現在要求教師錄下他們的講課；閉路電視可能很快就會出現在大學教室內。這種監視自然令政府感到高興，它恐嚇教職員並令他們會因言論可能出現在《港版國安法》的審判當中而感到憂慮，同時阻止學生在課上發表非正統政治觀點、甚至傳統觀點。因為誰人知道自己的言論會被如何解讀？」

不少大學教授因高層為了主動「向上級示好」，繼而被辭退或不被續約。Baehr教授舉出的例子包括有之前任教港大法律系的戴耀廷，曾擔任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的羅永生和許寶強，以及曾任教嶺大中文系的陳雲。此外，他亦提到港大法律系教授陳文敏以及曾於科大社會科學學院任教的李靜君都試過被親北京媒體攻擊，前者最終未獲任命為港大副校長，後者則選擇離開香港，返回UCLA任教。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