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夢工場🇪🇬】《尼羅河謀殺案》揭視了上流社會怎樣的孽？ (Patreon)

《尼羅河謀殺案》新版上映，我卻依然鍾情上映於整整四十年前的舊版本。當時我甚至還未出生，但它依然是小時候最喜愛的偵探電影，也是從這電影認識鼎鼎大名的作者──「偵探老太婆」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

不少人批評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說太有階級色彩，偏愛講述貴族和中產的故事，小說名字老是什麼美索不達米亞、東方快車和葡萄園，角色必有比、法、德、意、奧、匈等國上流人物，必然強調出場人物口音的不同，品味百份之二百布爾喬亞，顯得遠離貧苦大眾的實際生活。這些批評客觀上沒有什麼錯，但Agatha Christie小說的推理邏輯、異國風情和社會上層建構這三個元素，已是她的個人商標，還經常產生意想不到的化學作用，一旦通過電影來表達，更能超越文本侷限，單以階級主義觀之，卻是落於下乘了。

布赫迪厄的社會資本論

喜愛《尼羅河謀殺案》，正是因為它讓當時的我，首次領悟到什麼是法國左翼社會學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或美國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說的能轉化為有形實質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也明白了為什麼狹義的「社會」來來去去部是同一批人，卻能製造出其他人也認可的「資本」。

正如教科書所說，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整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係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而這些關係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電影郵輪上的眾生，是整個廣義的菁英社會的縮影；推理的元素，揭示了多能幹的菁英也有難唸的經；埃及法老的化妝，則為一切加添了普世性。一般人大概以為這電影已是老黃曆，人物和情節不可能重現於今日香港，但把它帶進21世紀的中國黃河，又有何不可？

Agatha Christie這篇小說的原著發表於1937年，以埃及為背景，因為她自己和她的考古學家丈夫剛親身到尼羅河旅遊。不用說，埃及今天的政局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在電影上映的1937年，埃及也已是天上人間的史前金字塔世界。嚴格地說，三十年代的「埃及國」是一個半虛擬概念，究竟有沒有獨立的埃及存在，也只能回應以若有若無的答案。

雖然埃及在1805年由土產領袖強人阿里（Muhammad Ali Pasha）建立阿里王朝後，就已變相獨立，但仍維持對土耳其蘇丹名義上的效忠。1885年後，阿里王朝被推翻，埃及（和埃及的附庸蘇丹）成為英國的實質殖民地，但英國為了籠絡土耳其蘇丹來抗衡競爭對手俄國，出人意表地讓土耳其維持其表面的主權和尊嚴。換句話說，理論上，埃及在1914年一次世界大戰前，還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個行省。

1937年的埃及一去不返，但……

一戰爆發後，世界利益分佈出現大調整，土耳其和德國、奧匈帝國和保加利亞結盟，成了英國公敵，英國卻和俄國走在一起，倫敦才正式取締土耳其在埃及的管治，把埃及變成直屬保護國，但仍捧出一個名義上的埃及蘇丹作作樣子。

1921年，埃及通過巴黎和會得到「獨立」身份，以福阿德為國王（King Fuad），當然這又是名義上的獨立，實質還是英國殖民地。直到新任國王法魯克一世（King Farouk I）在1936年繼位，以義大利入侵東非衣索比亞為由，力勸英國從埃及退兵和簽署《英埃條約》「以證清白」、和墨索里尼劃清界線，埃及才獲得相對真實的自主。

直到二戰後的1956年，埃及民族主義領袖納瑟總統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趕走英國最後的殖民式據點，雖然惹來一場戰爭，卻讓埃及人民終於享有完全獨立的快感。埃及這段從1812年到1956年的主權史是獨一無二的，令英國人對埃及產生了奇怪的感情，經常不知道應把它當殖民地還是盟友、自己人還是敵人；埃及人對待英國，也是如此。

《尼羅河謀殺案》的時代背景，正是《英埃條約》出現之時。當時二戰陰影開始出現，不少第三世界地區的民族主義領袖都倒向軸心國陣營，埃及境內民族主義大盛，因此法魯克國王才有資格和英國討價還價談換約。

那時候，從其文筆和營造的氣氛可見，Agatha Christie那樣的英國人還是當埃及是大英帝國一部份，視當地侍應為下人，但又明白那裡已開始是獨立國家。她們走到埃及的心態既像主子，又像調研人員或遊客，往往會在這類複雜的場景，了斷一些在本土藕斷絲連的陳年問題。Agatha Christie的小說常現異國風情，除了是市場考慮和個人喜好（她是那種會自製疑似失蹤來為作品促銷的高手），其實也是符合犯案人物心理屬性的，正如大家只會在當遊客時嘗試裸泳。

今天的英國人再到埃及旅遊，自然不會再產生那種複雜情感，就是西方的尊貴客戶集體到尼羅河購物，也不能營造《尼羅河謀殺案》那樣的獨特性。假如說1937年的埃及一去不返，就是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