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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港府曾警告若所有移民都能通過家庭團聚名義來港,會令香港「陸沉」。類似源自外來壓力的警語,其實在五十多年前也曾出現。要了解當時的氣氛,我們可參考《華僑日報》1962年5月18日「綜 談港聞」專欄,作者韋基舜的文章〈從三個角度看一個問題〉。

當時難民湧入的數字確實驚人,「自(1962年)5月1日至15日總共約有25000人被捕......他們在英屬地方逗留的短期內,接受收容及包括食品和醫療之照顧及注意,必要時由軍警協助予以通過羅湖橋遣返共產中國」。

當年還未被稱為「韋翁」、未組織親北京政團的韋基舜認為,中國難民偷渡來港是「香港有史以來除去太平洋戰爭之外一個令人追 索的特殊事件」,而且充滿陰謀算計。例如從政治角度看,他認為中國政府一向嚴管人民的自由,很多人想來香港而不可得,卻忽然容許人民偷渡出境,而據「可靠消息」,中國政府還將港英邊境內難民的苦況和遣返難民回國的過程全部拍攝紀錄,明顯是要作為一種「政治宣傳武器」,以用來負面宣傳西方陣營,並警告其他國內人民偷渡便會有此下場,從而迫使其服從管治。

雖然他後來的政治立場完全改變,但從中仍可見當時香港社會對「從天而降」的新人口充滿狐疑。

至於從經濟角度,韋基舜則認為基於人道觀念,給予難民「每人一天一頓的六角五分餐」及為其支付遣返專車費用雖是無可厚非,但擔心這會成為港府沉重的額外負擔,也對政府的間接損耗開支(包括警隊在邊境的搜捕、看守等工作)感到憂慮。據他引述的「可靠統計」,有四成難民成功入境而投靠親友,這也成為港人的支出負擔,間接削減 了個人的平均消費力,隨之引起的連鎖性衰退作用,「可能加速社會物價的更大波動」。

從社會角度而言,韋基舜同樣非常憂慮,認為警力遭分薄到邊境,自然影響到市面治安,「假如一旦有事 ,恐有可能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又認為政府一向按人口增加比例發展住屋、醫療、福利等項目,而驟然增加的人口,會打亂發展社會建設的計劃。

與此同時,當時盛傳中國國內只會挑選1500名年輕、有工作能力的人遣返國內,其餘人等卻會交由英方監管,在韋基舜看來,這自然又是一個拖垮港英政府的陰謀。最後,他更擔心由於港英政府太仁慈,避免使用武裝人員去對付偷渡者,而難民一心留港,更會被迫挺而走險,危害看守人員。

凡此種種,令韋氏確認事件「性質的發展俱已超過地方及國際的正當辦法之外」,而且「中國人口有六億多 ,這個分量佔世界之冠,如有1/6獲得離境,恐怕窮世界之基金,亦將無法使此世界史上一次最大的移民得到實現」。當時並不流行民粹主義,但上文用詞之感染力度,比起近年的「香港陸沉論」似乎更大。無論如何,當時資訊流通有限,港人對中國飢荒的真相並不完全了解,要全面考慮問題也不容易。但從這類昔日評論,也可見古今 中外對外來者的潛在恐懼有其相當共性,處理手法也異曲同工。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09年3月4日,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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