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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基金5位信託人全部被捕,包括高齡90歲的天主教榮休樞機陳日君。在正常國際秩序,一位榮休樞機因為「勾結外國勢力」這類政治罪名被捕,非常、非常罕見,甚至可以說是國際關係的特例。要了解其嚴重性,我們要先理解梵蒂岡外交的巧妙設計。

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廷本身(Holy See),已經是國際關係的獨立主權身份存在,可以和世界各國簽訂條約,建立外交關係,而這種宗教主權是無土地主權,不受世俗情況影響。1929年後,有土地的「梵蒂岡城國」成立,它是教廷管理的一個主權國家,換句話說,羅馬天主教會同時擁有了兩個主權實體供不同情況活動。

樞機或紅衣主教,是教宗的最高級顧問,也是教廷僅次於教宗的最高級職位,昔日Holy See翻譯成「教皇國」,樞機就是「教會親王」。樞機團對教廷、對梵蒂岡城國,都是最高級的存在。而教廷派出的外交大使,稱為「nuncio」,等同其他主權國家的大使(ambassador),根據《維也納外交協定》,享有外交豁免權。根據慣例,教廷一般委任主教級職員為駐各國大使,而且教廷大使的地位很高,通常成為各國大使之中的大使團團長。

在教廷位階比主教要高得多的樞機,雖然沒有外交豁免權,但因為他們所在的國家的教廷大使都有外交豁免權,而他們假如不是身兼大使,也會比大使高級,因此往往變相得到不成文的外交豁免禮遇。樞機被捕是匪夷所思的事,陳日君被捕前的上一次案例是澳洲樞機George Pell 因為性侵兒童被起訴,最終被判刑,又再被釋放。

陳日君身在香港,而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理論上,境內也沒有教廷人員享有任何外交豁免權。然而正如上述解釋,他作為榮休樞機被捕,而又是以政治罪名被捕,這在世界各國約定俗成都很少發生。教廷剛發表聲明,表示對陳日君被捕對事態發展給予「extreme attention」,雖然是外交辭令,但「extreme」的使用也是非常不尋常。

本來中國內憂外患當中,唯一可能在二十大前後沖喜的,就是傳聞已久的中梵建交,本來確有不少跡象在今年可能出現。陳日君一直強烈反對中梵建交,但他去年親往梵蒂岡為香港發聲獲冷遇,反映現任教宗方濟各在走另一條路線。

然而現在陳日君被香港拘捕,無論在哪個角度,都不可能不影響中梵建交,因為他的下場,正正反映了天主教徒在中國境內的風險。教宗假如在這個前提下,還要強推中梵建交,相信會有本來態度中立的其他樞機表示反感,起碼反對陣營可以通過陳日君案buy time,儘量讓中梵建交和「徹底解決陳日君案」掛鉤。

在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國安公署、國安警,暴行居然足以影響中梵關係,根據《港區國安法》,屬於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假如還不全體自我囚禁,何以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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