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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利達爵士的親中妥協綏靖路線,在馬卓安上台後開始破產,不是說英國不希望和崛起中的中國做生意,而是柯利達的理論基礎:冷戰思維的「聯中制蘇」,已經顯得過時,但他的思潮依然停留在那階段,未有想過任何與中國討價還價的憑藉。

到了他下台後,依然堅持強烈親中路線,就多少有點「為反對而反對」的意氣用事。例如他多次公開批評彭定康,讓英國內部分歧暴露對手跟前,就不是資深外交官的常見做法。他雖然對香港人很差,但卻在1996-2000年做過《南華早報》非執行董事,這也是他少數的商界經歷。

柯利達有不少回憶文章傳世,最終在2010年在英國倫敦病逝,享年86歲。當時英國和全球媒體都有對他的逝世詳細報導,當作「一個時代的終結」,畢竟「柯利達路線」主導了英國對話政策二十年,更直接影響了香港命運,說他是一個歷史要人,並不為過。不少英國大報甚至有意無意間,將柯利達的角色誇大為「英國基辛格」,說他對英國對華政策影響舉足輕重,也有自己的理論基礎。柯利達病逝後,英國各界都禮貌地表示哀悼,但香港人自然百感交集,民主派元老李柱銘就直言「我想他不是香港的朋友」。

至於中國則高度評價柯利達,認為他「真誠」、「中肯」,「對華友好」,同時高度肯定他對英國鞠躬盡瘁,頗有惺惺相惜之意。近年英國為香港淪陷和中國終於鬧翻,北京大外宣不時找出柯利達路線中人來「借古諷今」,勸當朝英國權貴學習柯利達精神,「回頭是岸」。

柯利達的不幸,在於他不能知所進退。也許聯中制蘇在七十年代是符合現實主義教條的,英國外交從來以赤裸裸的現實著稱,柯利達認為他對英國參與戰勝蘇聯有功勞,也不能全盤否定。問題是蘇聯崩潰後,中國成為新蘇聯之勢頭已經很清楚,對此彭定康就洞悉先機,他的香港政改方案自然不是為了鬥氣,也不是純粹為了香港,而是他政治家的觸角,知道自由世界的下一個對手就在那裏。

假如柯利達對中國的妥協沒完沒了,那為什麼英國當年又不對蘇聯妥協?柯利達路線走下去,只會變成張伯倫,那時候他的名字就會成為「綏靖國師」。他死得其時,還可以風光大葬,要是再過15年,可能就是過街老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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