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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這位女博士多年,曾經一同共事,一同到某國外遊。她是捷克人,居於香港多年,此刻香港滄海桑田,她不時極其感觸的傳訊給我:到了香港淪陷,才發現自己好鍾意香港。我也是現在,才知道她的情緒隱藏得那麼深。

她的童年,在鐵幕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長大。當時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四週都是互相舉報監視篤灰,言論動輒得咎。但她熬過去了,她的家人也熬過去了。她覺得現在香港的deja vu很難受,沒有想過童年的回憶,居然在這個「國際都會」重現一次,而且可能變本加厲。

她長大後,讀社會科學,自然關注後極權國家的正義轉型,並曾到各地考察,包括新疆,也包括天安門的北京。雖然中國會對外人粉飾太平,但行內人到了這些地方,自然知道發生甚麼事。那種全天候監控,言不由衷的笑容,作為捷克斯洛伐克過來人,她一眼就看到背後的悲劇。她慨嘆,正在香港看見悲劇的重現。

她熟悉香港院校,很喜歡香港的學生,認為他們有人情味,聰明,而不刻板。她最心痛的,正是院校這幾年的改變。甚麼大學報警拘捕學生、學生被禁進入校園、校方鼓勵師生舉報、違反校譽可以被踢出校一類「新香港」教育政策,她想到年輕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欲哭無淚。

在香港的洋人圈子,她很多朋友都已離開,一些走得很匆忙,甚至沒有時間說再會。另一些走得彷如逃難,沒有人知道他們到了哪裏。而這已經屬於比較容易走動的一群人。

但她依然很正面。

她雖然知道早晚還是要離去,但希望能夠多留一天是一天,現在每日都在尋找香港隱蔽勝景,希望多留下這個城市的美好回憶。她也希望下一代多在香港讀幾年書,因為不希望他們以「歐洲孩子」身份長大,覺得那會很內向、很狹隘,而希望有更國際的視野。我問她,「European boy」不是起碼比「Communist boy」好?她笑說,自己就是共產主義教育制度長大,但也沒有成為 Communist girl,「我們懂得怎麼教」。

問她鐵幕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怎麼樣,她簡單一句:無止境的衰敗,每個人都知道邁向衰敗,但就是沒有辦法改變,然而也沒有甚麼人真的相信那一套。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一切自由主義的苗頭都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但人民總會找到一些空間,幾個人幾個人的抒發情懷。大量捷克精英移民出國,一切有生力量彷彿都不再存在,然後政權控制大局後,聲稱要「正常化」,總之不要談政治,其他裝作生活如常。人民窒息,但心領神會。大的東西改變不了,除了等待。

等待,也令我感到這是deja vu。她其實等到了。希望我們不是等待果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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