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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官員在香港過渡期走親中路線的,除了柯利達爵士等外交官體系,還有選擇留在香港的鍾逸傑爵士等人。鍾逸傑做過英屬香港第二把手的布政司,更在港督尤德病逝之後,出任過5個月代理港督,資歷自然非常深。他在過渡期間已經接受中共委任當「港事顧問」,香港主權移交後留在香港當「建制派」,「投共」資歷自然也非常「亮麗」。然而和柯利達的一邊倒意識形態相比,其實鍾逸傑反而對香港又更多想像。

這要我和與他的接觸談起。

記得十多年前,那時飾演「年輕才俊」角色的我,不時有各方人士介紹各方人士給我認識。有一次某位前輩說,「大sir」希望認識年輕人,介紹他認為香港政制的最大出路,於是就安排了一個小聚會,聽他介紹他的政改方案。

那時候,鍾逸傑主力當一個專業人士智庫的顧問,曾經很認真地撰寫了一堆研究報告,去推廣他心目中的「香港兩院制」。他的構想,表面上不過是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改頭換面,將整個香港議會一分為二,下議院全部直選產生,上議院就是功能組別選舉產生,議案大概要兩院都通過,才能生效,細節待定。當然,魔鬼在細節,我忘記了他的方案有沒有對政府草案有不同待遇(1997年後的立法會規定,政府草案只需簡單多數通過,毋須分組點票通過),印象中是沒有的。

然而,這方案卻和立法會內的分組點票有微妙差異。記得他說過,英國民主也是那樣走來的,即上議院本來權力和下議院相若,只是被逐步陰乾。假如政府的草案,也需要「兩院」通過,也就是「下議院」只要選出真正反映民意的代表,主流民意就有了否決權;當然,他們的方案要通過,也要說服代表既得利益者的「上議院」。

這種博弈,據說可以慢慢磨合兩種利益,令它們逐漸合流,即既得利益者培養更多合乎選民口味的代言人,民意也逐漸知道怎樣兼顧理想和現實,到了某個匯流時刻,兩院制的歷史任務也就完結。而且有了一個全民直選的「下議院」,人民嚐到民主滋味,走不會走回頭路,民主傳統也會很快開花結果。

當時似乎沒有太多人討論這個方案。記得鍾逸傑說過:不要將之一棍打死,不同意也好,拿去思考一下吧。不過印象中,不少學者(例如馬嶽)其實有認真考慮過,覺得不失為一個邁向普選的權宜之計,起碼比起現在0%民主成份的「完善議會」鬧劇,公信力會大得多。

現在回看,鍾逸傑雖然親中,但思維其實並未走出西方民主框架,只是覺得工商界、專業界別利益,在香港這個特殊環境應該得到合乎比例的彰顯,也要說服他們在民主化的過渡期能維持身份地位。這種過渡,在不少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前後都曾出現。他當時不是去想「愛國者治港」、「資格審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欽點」之類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正是「保守英國民主」和「中國式民主」的差別。對control freak中共而言,即使是兩院制,只要有絲毫民意彰顯的可能性,也會帶來衝擊政權的「危機」。

關於另一次和鍾逸傑的單獨見面,已經到了十年後,下回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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