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65】香港《大公報》的費家時代：社長「小周恩來」費彝民 (Patreon)

上回談及民國年間的《大公報》由張季鸞（總編輯）、胡政之（總經理）、吳鼎昌（金主）三頭馬車主政，渡過了最輝煌的時代，和今日的黨媒打手不可同日而語。但張、胡二人都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病逝，身為國民黨高官的吳鼎昌則被中共列為「戰犯」、也於1950年在香港病逝，《大公報》就被中共全面「奪舍」，在中國大陸的幾份出版都被改頭換面得無疾而終，張季鸞的接班人王芸生留在大陸，後來被鬥得體無完膚。

然而《大公報》並沒有徹底消失，因為有香港：英屬香港。這正是香港無數白手套功能的其中一例。

抗戰期間，《大公報》為分散風險，已經在英屬香港開設支部發行，當時張季鸞、胡政之都到過香港打點一切，後來戰後再在香港復刊。中共建政後，雖然把《大公報》整個公司搶了過去，強買股東剩下來的股份，但負責對外統戰的周恩來知道《大公報》這份「舊中國」最有公信力的報紙在海外的剩餘價值，於是決定留下香港《大公報》繼續運作。當時中共要在香港有自己的官方報紙並不容易，剛被「奪舍」的《大公報》，就承擔了這樣的角色，港英政府也心照不宣的默許。

因此到了1949年前後，舊《大公報》人有些出走到台灣或海外、有些留下來的人命運坎坷，還有一批介乎兩者之間，來到英屬香港。我外公作為張季鸞的外甥，先從天津《大公報》總部隨同抗戰期間遷到陪都重慶，再到上海、廣州，然後來到香港，正是其中例子。

但來到香港後，《大公報》早已改朝換代，不再是張季鸞-王芸生這一系主政，而是換成了中共任命的社長：費彝民，《大公報》人稱之為「費公」（他們很多這類尊稱，例如稱周恩來為「周公」、廖承志為「廖公」、總編輯李俠文為「俠老」、總經理尹任先為「尹老」等）。

費彝民是一位傳奇人物，八面玲瓏，我小時候也見過幾面，他的兒子、女兒、孫子都是相識。同屬《大公報》家庭出身的陶傑，認為費彝民是「小周恩來」，作風、氣派、手腕都是一脈相承，而他領導下的《大公報》與周恩來有直線聯繫，基本上就是周恩來嫡系，連他家人到北京，也熟絡到會在周恩來家飯宴。

費彝民1908年出生，雖然也做過記者，但最強的能力是交際應酬，特別是與外國人打交道，也就是「統戰」。一些《大公報》前輩告訴我，他當社長時可以記得每一個員工每一個家人的名字，手腕非常厲害，但具體編務就是其他南來文人負責。

這種交際手腕，相信半是先天、半是大時代背景形成的，否則怎樣訓練，也訓練不來的。他成長在上海法租界，而《大公報》創報與法租界淵源甚深，精通法語的費彝民獲張季鸞賞識加盟，逐步進入管理層。戰後他在1948年來到香港《大公報》，本來是作為胡政之的助手重建分佈，但胡政之忽然病逝，就臨危授命。直到1950年被中共「奪舍」的新《大公報》班子正式任命為香港《大公報》社長，由於當時的大陸《大公報》名存實亡，整份《大公報》就進入了費家時代。

為什麼費彝民獲中共信任，相信一來當時精通外事的報人不多，二來留學法國的周恩來、鄧小平也是法租界出身，或許和費彝民有過交集，也有建立派系的先天淵源。而他真正通過的考驗，據前輩回憶應該是「兩航事件」：1949年，國民黨兩間航空公司部份機師在中共策動下連人帶機投共，剩下一批停在香港的飛機，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重點，國民黨找美國出頭，英國則希望把飛機送去中國大陸，作為換取中共承認英治香港的見面禮。雖然最終因為韓戰爆發，中英關係難以立刻完全破冰，飛機還是被港英送到美國航母帶走，但期間費彝民作為中共與港英溝通的白手套，表現非常稱職，做到新華社官員做不到的效果，自此地位就鞏固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