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大師導讀🇺🇸】哥倫比亞大學學者黎安友《外交政策》長文：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最大資產是結盟、科技、民主 (Patreon)

專門研究中國政治和近代史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Andrew Nathan（黎安友），早前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長文，回顧和分析美國昔今的對華政策：由尼克遜訪華起視中國為「潛在夥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起開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而去年拜登政府上台後，亦沒有如外界和北京所料軟化對華政策，反映這是一個長期趨勢。黎安友認為，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野心毋庸置疑，但當中亦表現出謹慎和現實主義，而美國應對北京挑戰的最大資產，將會是它的盟友、創新和民主價值。

黎安友長期被北京看作「反華學者」，曾編輯出版《天安門文件》等敏感檔案，又曾聘請異見人士魏京生當研究員，觀點一直深受重視。他對特朗普一直持否定態度，但這篇文章卻顯示了某程度上的認同。

黎安友認為，自1972年尼克遜訪華開始，華府一直視中國為希望打進西方資本市場和引入西方科技的「潛在合作夥伴」，而且認定北京會接受美國軍事上的稱霸，作為經濟和科技好處的交換條件。但到了2005年，時任國防部長在新加坡安全論壇上反問「既然沒有國家威脅中國，為何中國持續要擴展軍事力量？」，側寫北京不再「無止境接受」自身軍事實力上的長期軟弱。而在北京擴展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同時，華府亦開始警覺和部署策略應對，例如2011年，希拉里撰文呼籲「轉向亞洲」抵銷北京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便是一例。

然而黎安友認為華府對中國政策的「決定性轉向」（由合作轉為對抗），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場後才發生。2018年，美國政府首次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整合出「中國對美國與其生活方式構成『根本性的存續威脅』」的外交主旋律。根據黎安友的說法，特朗普政府果斷打破美國數十年以來對中國「較為溫和的評估」，並推出一系列新政，落實對華強硬路線。2020年，美國國務院官方文件形容中共劍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秩序，以滿足以中國為核心的威權目標和霸權野心」，被視為對華強硬派的時任國務卿龐貝奧，更公開認定中共的各種行動是「對當今自由世界的主要挑戰」。

雖然特朗普政府對華轉為強硬，但在黎安友眼中，以上所謂「新政」並未有清晰的具體目標：經濟上到底是要「建立公平競爭環境」，還是「遏制中國經濟增長」？軍事上是要在亞洲建立屬於美國的軍事威懾實力，還是推動作為其盟友日本、南韓、台灣建立自行防衛的能力？黎安友認為，由於未能回答這類問題，特朗普的新政並非有足夠的連貫性和深度，亦未有令北京的軍事部署、貿易政策、外交策略帶來顯著變化。

2021年，美國再次經歷政黨輪替，在仍視中國為「潛在夥伴」時出任副總統的拜登上台執政，美國對華政策卻沒有如外界所料軟化，拜登政府大致上沿襲了上屆政府留下的強硬政策，包括持續對台灣給予外交支持。

然而，黎安友認為拜登政府對中國挑戰的評估，以及制訂的應對方針，均與特朗普時代大為不同：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印太事務顧問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撰文表示華府應摒棄「不準確的冷戰比喻」，美中兩國面臨的軍事危機應只局限於印太地區。換言之，拜登政府認為，中國崛起不足以對美國或自由世界帶來「存續危機」。

雖然現屆政府團隊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這種評估，但黎安友認為，現屆美國政府中人對北京挑戰的對策，比前朝政府更為連貫統一，而且拜登政府的「戰略競爭」對策亦更具戰略價值。首先，拜登政府加強對增長本土實力基礎的投資，推動《美國競爭法案》、撥出鉅款支持高端科技發展便是一例 。其次，拜登上場後，亦致力修補上屆政府對與友邦的同盟體制的破壞，例如重新申明對澳洲、日本、歐盟、北約等的承諾，而在俄烏戰爭中，亦採取積極協調角色。另外，拜登政府的中國對策始終如一高舉人權價值，致力令本土民眾和海外盟友引起共鳴，並以此強調美中競爭的核心議題，在於「價值體制的衝突」（民主 VS 威權）。

長年研究中國政治的黎安友明白，要判斷拜登政府的政策會否有效應對北京的挑戰，了解中國自身戰略何在亦很重要。他在文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習近平上台後的各種外交修辭，例如習近平所講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各國應共同管好全球事務」等，但是黎安友認為習近平的外交辭令「模棱兩可」、「有很大解讀空間」，無法賴以闡明中國的外交目標，甚至認為鑽研習近平身邊學者和評論家的觀點也徒勞無功，因為「言者無知、知者無言」。

黎安友文章的後半部分，認定中國的雄心壯志終將受人口、經濟、地理和世界政治格局等因素制約，而中國的利益很多方面與美國的利益相違背。與此同時，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現實選項有限」：若然試圖以「大妥協」（Grand Bargain）形式，將亞洲「瓜分」為美中各自勢力範圍，過程中勢必犧牲美國過多核心利益（例如放棄台灣或其他亞洲盟國），甚至引發在其他地區的聯盟瓦解。另一極端而言，若試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則顯然超出華府能力範圍，而且過程中亦會產生危險後果。

黎安友因此認為，美國若能阻止中國「武統」台灣、延續在亞洲的軍事實力、維持現有的同盟體制、在科技上繼續領先地位、在世界政治發揮比其他政體更強的影響力，已算是戰略上的成功。他在文末總結，指美國領袖必須繼續展現實力、現實政治盤算、領導能力的結合，才能避免「最壞的結果」，即爆發大國戰爭。而他亦認為美國的外交聯盟、科技創新、民主價值的號召力，終竟是至為重要的資產，而且是在這場與中國的競爭中的致勝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