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59】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都是一時俊傑，為何不願出走？ (Patreon)

1949年前的《大公報》文人，都是當時全國最優秀的文壇領袖，學貫中西，而且頗有獨立思考的人文精神。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也罷了，為甚麼連到了香港的，也大多數沒有出走？

當然，走的人還是有的。最著名的是金庸，1946年加入上海《大公報》，1948年派到香港《大公報》，1954年寫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成名，1959年離開《大公報》創立《明報》。也有直接跳出這個陣營的，例如當時和金庸等人齊名的才子周瑜瑞，輾轉到了英國投奔自由。

他們的故事，日後都會再談。

但以我所知，來到香港的《大公報》人臥虎藏龍，有類似金庸功力的頗多，他們卻大多留在《大公報》一生。據說金庸創辦《明報》後，曾嘗試挖走一批《大公報》有料之人，承諾按市場經濟，大幅提高其待遇，但他們權衡輕重良久，都是沒有出走的勇氣。就像我的外公，來到香港《大公報》後，就做到退休，退休後還經常回到報館「坐」，完全是當作自己的家一般。然而，這又不代表他們在1949年前的獨立思考已經失去，畢竟在香港有思想自由、資訊自由，《大公報》和政權的種種問題，他們不會不知道，也不見得事事同意。

這正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一方面，他們自然都是有理想的、愛國的，也曾經相信在這個陣營、這張報紙，可以實踐自己的理想。雖然到了反右大幻滅、文革再幻滅、文革終結又再幻滅，但總體而言，一個「愛國主義」的魔咒，可以解釋很多明顯不合普通常識的事。

另一方面，他們近距離觀察，自然很恐懼中共的鬥爭手法。弔詭的是，越是擔心，反而越是不敢離開，因為擔心成了「叛徒」，會連累家人，或連累大陸親友。由於每天看著熟人被批鬥，慢慢養成了極度謹小慎微的作風，草木皆兵，要跳出去，已經沒有那份勇氣。

再加上南來香港的《大公報》人，逐漸建立了一個在香港主流社會之外的小圈子，彷如一家人生活，「紅色經濟圈」一站式服務非常完善，衣食住行、電影郊遊無所不包，入面確有不少人情味，互相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姊姊的稱呼，幾乎沒有上班下班的分別。這種親密的另一面，自然也有其他社會功能，例如無形的互相監控。要是「出走」，就是要離開整個社交圈子，成為「outclass」，這也是一種訴諸家族式倫理的壓力。

要理解這些背景，下篇開始，才可以新一章：我外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