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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意外,「新香港」將迎來第一位「城管」或「自稱武官」出身的市長,但其實在香港歷史上,這並非新鮮事。武官出身不等於軍政府,例如第一任港督Pottinger就是軍人,但開宗明義的香港軍政府也出現過,領導人就是日治時期首位香港最高長官、同樣是武官出身的酒井隆。

酒井隆只在「香督」磯谷廉介抵港前的3個月間,擔任「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其後香港理論上已經不是「軍政廳」管治。但酒井短短的任期內施政頻頻,包括實施戒嚴令、徵召皇家警察成為憲兵、進行「人口疏散」政策(又稱「歸鄉政策」)、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進行「獻銅運動」等,對香港影響非常深遠,很值得重溫。

1941年12月25日,駐港英軍與日軍激戰18日後宣告失守,日軍在當日下午入城,當晚港督楊慕琦簽降書,日軍正式侵佔香港,是為「三年零八個月」佔領的序章。佔領香港後,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日軍第23軍司令酒井隆出任軍政府最高長官,酒井隆亦隨即宣布實施戒嚴令,制定嚴厲法例管轄全港市民,又開始搜捕香港政商界的重要人物、和滯留香港的國民政府官員,暫時於半島酒店發佈行政指令。

佔領初期,共有約7000多名包括英軍及市民戰俘被囚於深水埗和赤柱的戰俘營,飽受飢餓和病患折磨。1942年1月,軍政府一方面徵召香港警察成為憲兵,並將兵力分散東香港、西香港、九龍、新界、水警五區;另一方面,又成立「香港防衛隊」,由三個步兵營組成,並有一個砲兵部隊支援,規模有約100名軍官和3000名士兵。

而在1941年12月26日,即日軍攻入香港翌日,日方便宣佈以軍票取代本地貨幣,港元隨即變為不合法貨幣,持有港幣的人即屬違法,變相逼使港人把手上的港幣兌換為軍票。1942年1月,日方宣佈港元和軍票的兌換率為2兌1。日軍從市民手上收取港幣後,用於購買物資、投資、及進行情報活動,而由於日方的軍票越印越多,亦隨意更換港元及軍票兌換率,終令軍票價值愈跌愈低,做成嚴重通貨膨脹。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過當時幣值的57億港元,戰後成為廢紙。

1942年1月6日開始,酒井隆軍政府又成立「歸鄉指導委員會」,推出「人口疏散」政策(又稱「歸鄉政策」),希望透過把人口送到中國大陸,以減輕日軍負擔,畢竟香港在淪陷初期物資非常緊張。根據日方數字,單計人口疏散政策的執行首個半月,便有超過50萬人離開香港。他們或以水路、或以陸路離開,不少人途中與親人走散、被洗劫一空、甚至遇難,畢竟軍政府只安排交通工具將人送出境,但在離境後,便沒有給予歸鄉人士任何協助。日方原先安排同鄉會等組織,協助執行人口疏散政策,後來因成效不佳,乾脆轉由憲兵執行,後來更有行人在街頭被憲兵隊強行押解離境。日本投降時,香港人口由日軍入城前的160萬人,下跌至60萬人。

攻陷香港不久,日軍由於缺乏物資,發起「獻銅運動」,希望香港市民「捐獻」自己持有的銅製品,以供日軍便熔銅製造武器,後來則以強制充公手法執行。為響應「獻銅運動」,酒井隆軍政府又將中區皇后像廣場的11座銅像,包括滙豐銀行兩頭獅子銅像、維多利亞女王像、昃臣爵士像等運到日本。不過這些銅像並沒有被溶掉,被戰後盟軍在日本一軍火庫尋回這,維多利亞女王像的王冠失蹤、右手被折斷,但滙豐獅子等銅像則原好無缺,遂被運回香港。

這些非常舉措,在太平盛世自然難以出現,但一旦戰爭爆發,或宣佈備戰,種種不可想像之舉,恐怕都變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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