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53】舊《大公報》「留下來的人」，在反右、文革被集體大批鬥的下場 (Patreon)

舊《大公報》被「奪舍」後，下場最好的，自然是一早發覺形勢不對，出走台灣、海外的，但人數非常少。次好的是我外公這一批，在完全「奪舍」前被《大公報》派到香港分社，後來因為香港對中共的利用價值，而起碼可以相對正常工作下去，不過也難免遇上種種衝擊。最悲哀的是「留下來的人」，他們本來都是民國時代充滿理想、也充滿能力的文人精英，在中共管治下，連整份舊《大公報》都被定性為「反動報紙」，很快就理想幻滅，下場相當悲慘。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早已星散各地、被投閒置散的前《大公報》員工不少積極響應，結果集體中伏，而身為掛名「奪舍」《大公報》社長的王芸生自身難保，飽受批鬥，本來也被放在右派名單，最終據說是毛澤東網開一面，才把他暫時剔除。但要再保護其他同事、前同事，自然力不從心。

根據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一書所記，反右運動結束時，大公報「黨組」的報告，最少有16人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包括曹銘、余悅、朱啟平、徐梅芬、蕭離、蕭鳳、趙英達、馮雋民、徐文蘭、單于越、尤在、吳永良、高汾、石文華、袁毓明、趙恩源。其中朱啟平、蕭離、高汾、徐文蘭、吳永良、尤在、石文華、余悅等八人被送去黑龍江密山農場勞改。不過這名單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其他檔案顯示被劃為右派的《大公報》人名字，多如牛毛。

這裏排首位的朱啟平，在中國報業歷史上大大有名，正是他在1945年被派往密蘇里號，採訪日本投降儀式，寫回來在《大公報》發表的文章「落日」，至今都是戰爭文學經典。此前他是駐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有《塞班行》、《硫磺地獄》、《沖繩激戰》等大量文章存世。這樣的人被下放勞改，也唯有在一個瘋狂年代、瘋狂國度，才可能出現。

另一位著名《大公報》女記者彭子岡其實是中共黨員，1945年訪問延安，寫了《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一文，形容毛「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1949年獲邀出席新政協會議，當時中南海只容許記者從小門進場，她堅持正門出入。這些後來成了她「右派」的罪狀，前者被指污衊偉大領袖，後者被指「大自由主義」，但她每次都會反駁，結果被升級為「極右份子」，得到永續勞改的下場。他的丈夫徐盈不是新聞界，也無辜被連坐為「右派」，二人要到文革後的1979年才平反，但彭子岡在1980年就中風，晚景非常淒涼。

名單上的高汾可算是我的親戚，她是張季鸞另一外甥高集的太太，他們的故事容後再述。

總之，王芸生看到名單，非常吃驚，但後悔莫及。自此他不再過問任何《大公報》事情，被吩咐專心「研究歷史」，也就是為「舊《大公報》」寫「官方歷史」，後來他也坦言有關內容都是為勢所逼、違心寫成，對張季鸞時代的《大公報》並不公道。但縱使如此，他在文革期間還是避不過批鬥，一家人深受其害。

不過比起其他《大公報》前員工的文革際遇，王芸生又已經是相對「幸運」。例如民國時代的著名報人范長江是張季鸞時代《大公報》的王牌記者、著名健筆，1949年後先後被中共指派為《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社長等要職，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列為「走資派」批鬥，一大原因就是身為「資產階級報紙」《大公報》的著名記者。文革開始後，范長江就被長期關押，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最終在1970年不堪折磨，投井自盡。范長江介紹加入《大公報》的孟可權，1949年後曾任天津《大公報》副社長，再被派到香港《文匯報》當社長，後來又回到大陸，文革中又是被逼害致死。

整個被逼害名單中，似乎頗有報應的是被中共派到舊《大公報》擔任疑似地下黨委的楊剛。她屬於民國時代文壇才女，和大量文化人交從甚密，到了1948年開始展露原型，不斷代表中共向總編輯王芸生施壓，要他盡力配合黨中央「消忘」舊《大公報》，天津《大公報》被奪舍改名為《進步日報》，就是她在內「揭竿起義」的傑作。1949年後，她政途一帆風順，做過周恩來辦公室秘書、中共宣傳部國際處處長（即第一代「大外宣」負責人），反右時本來也積極批判他人，卻在運動高峰期的1957年突然自殺。原因至今莫衷一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回憶說是因為當時批判彭子岡、劉賓雁之後，即將批判楊剛，她畏罪自殺，但也有其他同代人認為是因理想幻滅、批判故友過於內疚而不堪精神壓力致死。

參考：

•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 楊奎松著：《忍不住的關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