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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市長的任期「壽終正寢」,她的一生必然以徹底失敗的管治者、香港頭號歷史罪人載入史冊。一位港英時代口碑不俗、號稱「好打得」的能吏,如何墮落到成為千古罪人,足以成為哈佛MBA教材範例。在過去兩年,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究竟鄭市長是何時被全面「奪舍」的?這問題的答案,並非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對「新香港」裏裏外外的所有人,都很有啟發。

我從來相信,鄭市長天性並非喜愛極左路線的人,雖然被梁營提拔為政務司司長,但主要是她當時的民望可以利用,而不是二人政見相同,更不代表梁營悍將接受了這名「港英餘孽」。鄭市長競選特首時,非常抗拒「CY2.0」這標籤,「當選」後一度嘗試效法曾俊華走中間路線,出席民主黨週年晚會、並即席捐出三萬元,曾令左派圈子譁然。假如繼續這作風,可能反而是「曾蔭權2.0」。而且客觀而言,鄭市長雖然跋扈,但對前上司曾蔭權沒有落井下石,也有出席祈求他出獄的家庭彌撒,不是毫無人性。這都說明她弄至今日如斯田地、帶領香港墮入極左深淵,似乎在「當選」的一刻,絕對是始料不及。

我們曾經相識。她曾告訴我,真的希望退休後在英國與家庭團聚,甚或進修學術。我不覺得那是謊言,因為那是十年前的話,也沒有欺騙的需要。

2019年的逃犯條例推行期間,鄭市長依然擁有一定權力,而成為今天的徹底傀儡之前,她也不是沒有嘗試其他出路。例如搞甚麼大平台,請專家討論法國黃背心模式,放風說自己想過辭職,暗示對紀律部隊不滿但對方尾大不掉,通過親信告訴圈內人是「上級」不允許撤回、而不是自己意見等等,這階段的鄭市長雖然決策一塌糊塗,但起碼還是有一定自主空間的。

到了2022年的這副殘軀,每一句說話都沒有靈魂,被徹底奪舍,就判若兩人。

究竟她的轉捩點在哪裏?

其實,我想並非單一事件造成的。我們可以參考中共建政初年的故事。

當時,不少部長都是所謂黨外「民主人士」,例如文化部長是文學家茅盾,司法部長是民國律師史良,水利部長是國民黨降將傅作義,他們本來都以為自己有職有權。直到開會後,發現根本指揮不了名義上的下屬,權力居然掌握在黨委書記那裏;又發現上級有太上皇、監軍無處不在,自己的決定不但不算數,反而動輒得咎,自由反而不及普通人;再不時被有心人皮笑肉不笑的溫馨提示某些昔日朋友的悲慘下場,回家後,開始對黑歷史偷偷毀滅。經過一輪折騰,就是未開始被正式批鬥,也已經不知不覺的被奪去靈魂。

這些人當中,有些徹底崩潰,完成「奪舍」的組織手續;有些接受現實,飾演造型演員自保,不惜打倒昨日的我;還有小部份徹底覺醒,嘗試反抗,下場一律悲慘。

我相信,習慣了位高權重的鄭市長,也肯定經歷過類似衝擊。昔日就算她要定期上京述職,在香港還算是萬人之上,但到了某一刻,因為香港出現非常時期,她忽然每天都要參與一些從前不用開的會,會中她只能叨陪末座,討論的內容卻supposed是她的工作範圍,而且一錘定音。那時候,她才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是人家的玩偶。

與此同時,在另一些她從前每天和下屬進行的例會,忽然發現,多了一些被欽點的人出現。他們名義上是自己的「下屬」,實際上卻不放自己在眼內,更似是來監視自己。假如是正常倫理,他們早應該被辭掉,但原來她已經失去整頓這權力。再然後,她知道某前同僚已經低調投奔自由,某人嘗試偷偷出國、卻被強逼送返,某前友好則被整肅雙規,嚇得自己天天劃清界線。某日醒來,她恍然大悟:自己已經被奪舍了。

除非鼓起勇氣,走進美國領事館投誠,但家庭的黑材料、兒子的下半生,都已經被組織掌握,除了積極投入這個角色,還可以怎樣?

這個moment,也許就是駱惠寧取代王志民、夏寶龍一統港澳辦之時,中央政府通過「鎮暴」之名,名正言順奪去香港的一切內部決策權,然後大規模整頓人事,包括公開的、也包括非公開的。到了國安法生效,國安委員會成立,鄭市長已經變成昔日「民主黨派」的擺設,米已成炊,the rest is history。

鄭市長的悲劇,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更是制度的悲劇:畢竟從沒有人天生是十惡不赦,只有十惡不赦的制度,才會把良吏變成魔鬼。假如鄭市長在英國當公務員,也許今天已經在劍橋和鄧蓮如勳爵一起悠閒地high tea。

留下來的朋友,應謹記鄭市長這故事的教訓。假如忽然發現,上述跡象出現在自身崗位,come on,it's abou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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