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249】《大公報》如何擴張到一報六分社，何時來到香港？ (Patreon)

《大公報》在民國時代輝煌一時，1949年後被中共「奪舍」，但為何之後在中國大陸反而消失，唯獨在香港狗尾續貂，自然要和《大公報》來到香港的歷史談起。

張季鸞等接手《大公報》時，總部在天津。昔日第一代《大公報》在晚清創刊時選擇天津，就是因為當地是法國租界，享有大清直接管治的地方沒有的言論自由保障，到了民國時代，依然繼續在天津經營。歷代《大公報》都和法國有一定淵源，除了第一代創辦人英斂之自學法語、接受法國教士資助，後來在香港成為《大公報》社長的費彝民也是天津法租界起家、精通法語的買辦類奇才。

到了1935年，日本侵華之勢已經很明顯，簽訂《塘沽協定》之後，北方人心惶惶，《大公報》領導覺得需要Plan B，於是到了當時的亞洲第一國際都會、依然有各國租界的上海成立分部，這就是《大公報》上海版的起源。上海有自己的龍頭大報《申報》等，背後都有勢力人士撐腰，但《大公報》卻找到上海大亨杜月笙「睇場」（和蔣介石自然不無關係），很快就有了立足之地。

到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全面侵華，華北淪陷，再爆發上海「八一三事件」，《大公報》領導層決定在天津、上海停刊，在1938年遷到漢口辦漢口版。不久漢口再陷落，《大公報》隨同國民政府遷到重慶，辦起重慶版。這幾份分報，都是張季鸞負責的。當時我的外公已經在姨父張季鸞引進下，加入《大公報》，也因此遷移到重慶居住，抗戰勝利後也沒有回祖家，因此我的母親，正是在重慶出生，不到一歲來到香港。張季鸞作為總編輯，抗戰期間坐鎮陪同重慶，經常在蔣介石身邊出入，直到1941年病逝。

與此同時，《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則分道揚鑣，為了分散風險，在1938年負責到英屬香港辦另一份分報，這就是港版《大公報》的源起。前文談及，張季鸞曾被蔣介石委派到香港，進行對日秘密談判，當時香港尚未淪陷，又已經有了《大公報》分部，正是理想白手套。後來日本攻陷香港，胡政之又終結港版《大公報》，遷到桂林。換句話說，當時經常有多於一份《大公報》出現，而前後就有了六地的《大公報》辦公室。

1945年後，《大公報》重慶版繼續運作，同時恢復了天津版、上海版，再在1948年恢復了香港版，步入了舊《大公報》最後一個全盛時期。但好景不常，隨著中共勝出內戰，天津、上海、重慶版《大公報》先後被「奪舍」，然後改名，新政府卻覺得香港版有其他利用價值，保留了《大公報》品牌和部份老臣子，這就是今天香港出現《大公報》的來龍去脈。當時我外公就是這樣，帶著不到一歲的母親，來到香港的。

據三十年代就加入《大公報》、後來被調到香港《大公報》做到總編輯的李俠文回憶：「在抗戰前後，各館在各地預先開設，逐個撤退，戰後天一一恢復，人力物力安排調配，頭緒紛紜，事至繁重，而胡政之洞燭機先，指揮若定。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在港館購下一批白報紙，後來紙價飛漲，而港版能應付裕如。有時讓出幾卷紙能夠支付同人一個月薪水。戰時渝館收入不錯，刊登廣告要一周前登記。抗戰勝利後，有財力恢復津滬等館，還分別贈送同人一筆復員費用。」可見《大公報》除了張季鸞的編輯功力，胡政之的商業頭腦和管理也能靈活變通，否則一下子停刊，就可能永遠消失於歷史舞台。當然，這是否反而對《大公報》品牌是一件好事，就是後話。

參考：

•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