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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大公報》大樓,有一個官方報史展覽館,我參觀過、我真係參觀過,入面有不少講述張季鸞的篇幅,內裏強調他「愛國」,而且不斷批評蔣介石,彷彿是中共同路人、蔣介石對手。而歷史上,雖然報史講述的事實是存在,但真相卻剛好相反:蔣介石尊重文人,以吳稚暉為國師、陳布雷為文膽,而張季鸞的地位,更是介乎兩者之間。

蔣介石和張季鸞曾同時留學日本,雖兩人都頗負名氣,但在日本並未相交。兩人回國後,先後在各自的領域發跡,蔣介石得知張季鸞的文章出眾,又因敢言兩次入獄,一直很想與他見面。唯兩人首次交集,乃張季鸞在1927年先後發表於《大公報》的〈黨禍〉、〈蔣介石之人生觀〉,那時候張季鸞剛接手報紙,急於樹立不畏權貴形象,對剛冒起登大位的蔣介石不假辭色,迅速得到全國聲望。

〈黨禍〉發表於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的4月29日,批評蔣在「清黨」殺害青年,口是心非,下流醜惡。〈蔣介石之人生觀〉則發表在12月2日,就蔣與宋美齡結婚做文章,斥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兵士殉生、將帥談受,人生不平,至此極點」,嘲笑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實在頗為人身攻擊。今天香港《大公報》報史展覽登出的,正是這篇文章。

然而蔣介石和1949年後搞「反右」的共產黨不同,頗有容人之量,反而因此更想結交張季鸞。兩人首次見面在1928年的鄭州,當時張季鸞在河南採訪軍閥馮玉祥,馮玉祥四年前發動「甲子政變」,蔣介石其時正領軍北伐,向京津挺進,指揮專車停於鄭州。馮玉祥帶著張季鸞求見蔣介石,原以為因之前張季鸞寫文批評蔣介石,會使場面尷尬。當時蔣介石幕中,有陳布雷、邵子力、張群,三人皆是張季鸞好友,做好鋪排。蔣介石、張季鸞兩人相談甚歡,蔣介石會面後更加看重張季鸞,張季鸞亦感到蔣委員長有知遇之恩,開始改變了態度。

自此蔣介石對《大公報》愛屋及烏,成為必讀報章。當時蔣介石每次想得到輿論支持,都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致電全國報館,旨在開言路、求良謀,電文開頭乃「《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顯然視《大公報》為一國領頭之報章權威,彷如民國的《紐約時報》,把其他更老牌、更官方的媒體比下去。依附國民黨的青年黨黨魁左舜生說過,張季鸞深知蔣的為人和想法,在頭腦中將其推前一步,寫為社論,可見二人精神上已合而為一。

1931年,《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特意送親筆賀詞:「賴今社中諸君之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這時候,張季鸞也水漲船高,得到「國士」待遇。蔣介石的幕僚原有不少是出身於新聞記者,但這些人都和蔣介石有上下級關係,但張季鸞不同,他和蔣結交、但始終不正式從政,以在野之身,直抒己見,籌謀獻策,甚至不怕得罪蔣介石,反而成了蔣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每有要事,蔣介石都會請張季鸞到南京討論。

要數代表蔣張兩人互信的事件,1936年的「西安事變」必不可少。當張學良與楊虎城扣留蔣介石,南京政府分為兩派,何應欽一派力主明令討伐,意圖分權;另一派親屬如宋美齡、宋子文等,則力主克制先救蔣介石為重。張季鸞就此事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後〉社評,主張「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認為中國必須統一,以大局為重,從長計議。其後再寫〈再論西安事變〉,勸西安張學良當局早日回頭,和其他報紙力主殺伐形成對比。

當時局勢非常關鍵,張季鸞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非常著名:「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焦燥著,祈禱你們悔禍」,先表達對東北軍的同情,並提出四點要求,文情並茂:

(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什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盡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這篇文章被視為蔣介石的救命稻草,宋美齡主持的航委會當天即派飛機,將四十萬份公開信在西安上空散發。當然,中共背後也敦促張學良放入,也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但據說此信感動了張、楊及其部屬,也影響了張學良在12月25日親送蔣介石回京。張學良被囚禁後,張季鸞上廬山見蔣,力諫釋放張學良,稱「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蔣不動聲色,張拂然而去。在1988年張季鸞百年壽誕,《大公報》其實無甚動作,反而台灣舉行了隆重紀念活動,張季鸞的兒子張土基(即我外公一輩的親戚,據母親說小時候我見過面,但零印象,後文會講述)由海外專程赴台與會。暮年中被半軟禁的少帥張學良親自接見張士基,親和友善,並從頭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這篇社評,一時傳為佳話。

西安事變後,張季鸞建議蔣介石召開「廬山茶話會」(後來毛澤東也最愛在廬山開會),請各界共商對日抗戰,同時釋放在押的沈鈞儒、章乃器等左傾救國會「七君子」,並讓他們發表國事意見。蔣皆聽從。茶話會在7月16日開幕,「七君子」都被釋放,參加最高國防會談。但茶話會還未開始,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蔣決定抗戰的重要談話〈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名句即為張季鸞替「文膽」陳布雷潤色而成。

抗戰期間,《大公報》跟隨蔣介石遷到重慶,張季鸞經常出入蔣介石官邸,蔣介石接見外賓時,甚至專門留有專座給張季鸞,也請張季鸞協助對日民間外交(後文會講述)。這時候,張季鸞的國師身份已經中外皆知。1941年,張季鸞病重,蔣介石親到醫院探訪,到張季鸞病逝後,蔣介石立即致送唁電:「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得享正式「國葬」,待遇可謂空前絕後。這些,卻不是今天《大公報》官方史觀希望重溫的了。

參考:

  •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 劉隱著:〈假若張季鸞能活到今天……〉,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4/6/1/n41687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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