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245】張季鸞與蔣介石：「奪舍大公報」今天宣傳為對手，其實是親密戰友 (Patreon)

在今天的《大公報》大樓，有一個官方報史展覽館，我參觀過、我真係參觀過，入面有不少講述張季鸞的篇幅，內裏強調他「愛國」，而且不斷批評蔣介石，彷彿是中共同路人、蔣介石對手。而歷史上，雖然報史講述的事實是存在，但真相卻剛好相反：蔣介石尊重文人，以吳稚暉為國師、陳布雷為文膽，而張季鸞的地位，更是介乎兩者之間。

蔣介石和張季鸞曾同時留學日本，雖兩人都頗負名氣，但在日本並未相交。兩人回國後，先後在各自的領域發跡，蔣介石得知張季鸞的文章出眾，又因敢言兩次入獄，一直很想與他見面。唯兩人首次交集，乃張季鸞在1927年先後發表於《大公報》的〈黨禍〉、〈蔣介石之人生觀〉，那時候張季鸞剛接手報紙，急於樹立不畏權貴形象，對剛冒起登大位的蔣介石不假辭色，迅速得到全國聲望。

〈黨禍〉發表於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的4月29日，批評蔣在「清黨」殺害青年，口是心非，下流醜惡。〈蔣介石之人生觀〉則發表在12月2日，就蔣與宋美齡結婚做文章，斥蔣「離妻再娶，棄妾新婚」，「兵士殉生、將帥談受，人生不平，至此極點」，嘲笑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實在頗為人身攻擊。今天香港《大公報》報史展覽登出的，正是這篇文章。

然而蔣介石和1949年後搞「反右」的共產黨不同，頗有容人之量，反而因此更想結交張季鸞。兩人首次見面在1928年的鄭州，當時張季鸞在河南採訪軍閥馮玉祥，馮玉祥四年前發動「甲子政變」，蔣介石其時正領軍北伐，向京津挺進，指揮專車停於鄭州。馮玉祥帶著張季鸞求見蔣介石，原以為因之前張季鸞寫文批評蔣介石，會使場面尷尬。當時蔣介石幕中，有陳布雷、邵子力、張群，三人皆是張季鸞好友，做好鋪排。蔣介石、張季鸞兩人相談甚歡，蔣介石會面後更加看重張季鸞，張季鸞亦感到蔣委員長有知遇之恩，開始改變了態度。

自此蔣介石對《大公報》愛屋及烏，成為必讀報章。當時蔣介石每次想得到輿論支持，都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致電全國報館，旨在開言路、求良謀，電文開頭乃「《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顯然視《大公報》為一國領頭之報章權威，彷如民國的《紐約時報》，把其他更老牌、更官方的媒體比下去。依附國民黨的青年黨黨魁左舜生說過，張季鸞深知蔣的為人和想法，在頭腦中將其推前一步，寫為社論，可見二人精神上已合而為一。

1931年，《大公報》發行一萬號時，蔣介石特意送親筆賀詞：「賴今社中諸君之努力，聲光蔚起，大改昔觀，曾不五年，一躍而為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這時候，張季鸞也水漲船高，得到「國士」待遇。蔣介石的幕僚原有不少是出身於新聞記者，但這些人都和蔣介石有上下級關係，但張季鸞不同，他和蔣結交、但始終不正式從政，以在野之身，直抒己見，籌謀獻策，甚至不怕得罪蔣介石，反而成了蔣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每有要事，蔣介石都會請張季鸞到南京討論。

要數代表蔣張兩人互信的事件，1936年的「西安事變」必不可少。當張學良與楊虎城扣留蔣介石，南京政府分為兩派，何應欽一派力主明令討伐，意圖分權；另一派親屬如宋美齡、宋子文等，則力主克制先救蔣介石為重。張季鸞就此事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後〉社評，主張「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認為中國必須統一，以大局為重，從長計議。其後再寫〈再論西安事變〉，勸西安張學良當局早日回頭，和其他報紙力主殺伐形成對比。

當時局勢非常關鍵，張季鸞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非常著名：「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焦燥著，祈禱你們悔禍」，先表達對東北軍的同情，並提出四點要求，文情並茂：

（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什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盡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這篇文章被視為蔣介石的救命稻草，宋美齡主持的航委會當天即派飛機，將四十萬份公開信在西安上空散發。當然，中共背後也敦促張學良放入，也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但據說此信感動了張、楊及其部屬，也影響了張學良在12月25日親送蔣介石回京。張學良被囚禁後，張季鸞上廬山見蔣，力諫釋放張學良，稱「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蔣不動聲色，張拂然而去。在1988年張季鸞百年壽誕，《大公報》其實無甚動作，反而台灣舉行了隆重紀念活動，張季鸞的兒子張土基（即我外公一輩的親戚，據母親說小時候我見過面，但零印象，後文會講述）由海外專程赴台與會。暮年中被半軟禁的少帥張學良親自接見張士基，親和友善，並從頭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這篇社評，一時傳為佳話。

西安事變後，張季鸞建議蔣介石召開「廬山茶話會」（後來毛澤東也最愛在廬山開會），請各界共商對日抗戰，同時釋放在押的沈鈞儒、章乃器等左傾救國會「七君子」，並讓他們發表國事意見。蔣皆聽從。茶話會在7月16日開幕，「七君子」都被釋放，參加最高國防會談。但茶話會還未開始，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蔣決定抗戰的重要談話〈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名句即為張季鸞替「文膽」陳布雷潤色而成。

抗戰期間，《大公報》跟隨蔣介石遷到重慶，張季鸞經常出入蔣介石官邸，蔣介石接見外賓時，甚至專門留有專座給張季鸞，也請張季鸞協助對日民間外交（後文會講述）。這時候，張季鸞的國師身份已經中外皆知。1941年，張季鸞病重，蔣介石親到醫院探訪，到張季鸞病逝後，蔣介石立即致送唁電：「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得享正式「國葬」，待遇可謂空前絕後。這些，卻不是今天《大公報》官方史觀希望重溫的了。

參考：

•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 劉隱著：〈假若張季鸞能活到今天……〉，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4/6/1/n41687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