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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公報》以謾罵、打手式黨媒廣為人知,除了立場徹底一邊倒,報導手法也變成國安式紅衛兵戰報。但在張季鸞時代,《大公報》的方針是剛好相反。

1926年9月,張季鸞和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接辦《大公報》,以全新面貌出現,張季鸞任總編輯,提出八字「四不」辦報基本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處處和今日《大公報》的「必黨、必賣、必私、必盲」這「四必」主義打對台。張季鸞《大公報》第一期刊發的《本社同人之志趣》寫道: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圃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於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於白紙,惟願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就這四點,要絕對做到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然包括張季鸞在內。但畢竟有程度分別。例如「不黨」,張季鸞除了曾短暫入過同盟會,一生也基本以國民黨同路人、諍友自居,但報紙能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聲音,也可以直罵蔣介石,例如九一八事變時,指斥蔣介石「雖自殺無以謝國人」,今天早已被國安法收監。這在古往今來,已經極不容易。

又如「不賣」,張季鸞堅持《大公報》應該是所有人的喉舌,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只要有冤屈都可以訴諸報紙,自由開放地表達意見,只有讓報紙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性,才能讓言論獲得獨立自由。但在中共眼中,《大公報》金主吳鼎昌畢竟是國民黨要人,國民黨敗走大陸前擔任蔣介石的總統府秘書長,張季鸞能夠拿捏分寸得到公信力是難得的異數,但中共心底裡就明顯不信任,這也埋下張季鸞死後文革期間被批鬥的禍根。

《大公報》和張季鸞以「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勉,認為《大公報》是為了 「公心」,「四不主義」的精髓即文人論政,不受約束,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政治上不受任何黨派掌控,經濟上保持獨立,思想上注重個性的獨立自由,反對言論控制,這也是民國《真・大公報》取信於民的全部內涵。當時其他報紙,也逐步接受「四不主義」,這和今天國際媒體的基本操守完全一致,中國文人辦報蔚為風尚,中國報紙自此不再以純粹的商業利益為經營目的,也不再一味受政黨約束,而是進入了民間辦報、獨立報紙的更高層次,是中國報紙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裡程碑。當然,這一切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蕩然無存,只能在香港找到衣缽傳人,而到了2020年《港區國安法》後,自然也成絕唱。

參考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李陽冉著:〈張季鸞的「四不主義」與自由新聞觀探析〉,《今傳媒》2015年7期,https://g3mv.com/thesis/detail/1521615
李金銓著:〈從《大公報》和張季鸞反思媒體生態〉,網站「𤆥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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