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44】《大公報》被中共奪舍前的自由派「四不」宗旨 (Patreon)

今天的《大公報》以謾罵、打手式黨媒廣為人知，除了立場徹底一邊倒，報導手法也變成國安式紅衛兵戰報。但在張季鸞時代，《大公報》的方針是剛好相反。

1926年9月，張季鸞和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接辦《大公報》，以全新面貌出現，張季鸞任總編輯，提出八字「四不」辦報基本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處處和今日《大公報》的「必黨、必賣、必私、必盲」這「四必」主義打對台。張季鸞《大公報》第一期刊發的《本社同人之志趣》寫道：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圃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於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於白紙，惟願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就這四點，要絕對做到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然包括張季鸞在內。但畢竟有程度分別。例如「不黨」，張季鸞除了曾短暫入過同盟會，一生也基本以國民黨同路人、諍友自居，但報紙能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一切聲音，也可以直罵蔣介石，例如九一八事變時，指斥蔣介石「雖自殺無以謝國人」，今天早已被國安法收監。這在古往今來，已經極不容易。

又如「不賣」，張季鸞堅持《大公報》應該是所有人的喉舌，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只要有冤屈都可以訴諸報紙，自由開放地表達意見，只有讓報紙保持經濟上的獨立性，才能讓言論獲得獨立自由。但在中共眼中，《大公報》金主吳鼎昌畢竟是國民黨要人，國民黨敗走大陸前擔任蔣介石的總統府秘書長，張季鸞能夠拿捏分寸得到公信力是難得的異數，但中共心底裡就明顯不信任，這也埋下張季鸞死後文革期間被批鬥的禍根。

《大公報》和張季鸞以「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勉，認為《大公報》是為了 「公心」，「四不主義」的精髓即文人論政，不受約束，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政治上不受任何黨派掌控，經濟上保持獨立，思想上注重個性的獨立自由，反對言論控制，這也是民國《真・大公報》取信於民的全部內涵。當時其他報紙，也逐步接受「四不主義」，這和今天國際媒體的基本操守完全一致，中國文人辦報蔚為風尚，中國報紙自此不再以純粹的商業利益為經營目的，也不再一味受政黨約束，而是進入了民間辦報、獨立報紙的更高層次，是中國報紙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裡程碑。當然，這一切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蕩然無存，只能在香港找到衣缽傳人，而到了2020年《港區國安法》後，自然也成絕唱。

參考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李陽冉著：〈張季鸞的「四不主義」與自由新聞觀探析〉，《今傳媒》2015年7期，https://g3mv.com/thesis/detail/1521615
李金銓著：〈從《大公報》和張季鸞反思媒體生態〉，網站「𤆥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