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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週四刊登一篇首席駐歐記者Steven Erlanger(厄蘭格)的分析文章,形容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出兵入侵烏克蘭,是一場關於重建帝國和宣揚「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的戰爭,試圖鞏固「大俄羅斯」文明的邊界,與西方世界抗衡,效果卻剛好相反,堪稱樣板級反面教材,值得我們導讀。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初,指21個世紀的標誌性衝突,將會是「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之間的鬥爭」。然而,厄蘭格認為這並非事實,普京出兵侵烏的初衷更非如此,而是一場基於語言、文化、血統的種族民族主義戰爭,而這種思維自古而來就在俄羅斯深根蒂固,與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反而更接近。

文章引述一名奧地利學者的講法,指「烏克蘭即使由專制政權統治,普京也不會容忍其存續」,因為普京的侵略行為,是建基於「大俄羅斯」帝國夢,劍指重奪俄羅斯沙皇、共產蘇聯曾統治的故土。

根據上述民族主義「理論」,驅使普京不顧與世界為敵、侵略鄰國的思想,包括19世紀哲學家伊林(Ivan Ilyin)的「俄羅斯東主教法西斯主義」,以及蘇聯時期的歷史學家古米廖夫(Lev Gumilyov)提倡的「歐亞主義」:前者主張由一名「正直明君」領導極權國家,才是解放俄羅斯的救藥;而後者則主張復興一個保守而強大的「大俄羅斯帝國」,才有力與信奉自由主義的西方世界抗衡。關於「歐亞主義」,我們也曾加以介紹。

普京初期對這些思想懷着懷疑,頂多是用作填補共產主義瓦解後的思想空洞,但現時厄蘭格認為,普京似乎已經「自我洗腦」,對這些主張「照單全收」。

但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絕非身份認同的唯一元素,烏克蘭正正提供了另一個可能。此刻在奮戰抵抗的烏克蘭軍民、聲援烏克蘭的西方民眾的心目中,國族則應建基於「公民責任、法治、個人權利、保障弱勢」之上,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換言之,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概念。歐洲的帝國主義喪亡後,西歐各國轉而加強,整合為歐盟,以追求安全、和平,但不代表他們放棄了自身的身份認同,這正是「公民民族主義」的表率。

厄蘭格形容普京的種族民族主義戰爭,現已篤定無法速戰速決,尤其是普京將戰事標籤為西方文明與俄羅斯文明間之鬥爭,卻同時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屬於「同一民族」,當中的矛盾更令他舉步為艱。普京企圖靠俄羅斯軍民當年抵抗納粹「衛國戰」帶來的自豪感,建設一個更軍事為本的國家,卻引發烏克蘭自身的一場「衛國戰」。普京希望透過侵烏將自己變成「新俄羅斯民族之父」,過程中,卻反而鞏固了烏克蘭軍民的國族意識,變相成為「烏克蘭民族之父」,一如香港某些極端政客成為「港獨之父」、「攬炒之母」一樣。

厄蘭格的文章最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最後的警告:他認為謀求「武統」台灣的中國、莫迪治下的印度、埃爾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以及歐美各國的右翼政治人物,也有信奉「種族民族主義」的傾向。換句話說,都有製造類似危機的誘因。但假如他們的對象能夠守得住,例如台灣,習近平就會成為「台獨之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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