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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父親這邊的家庭故事,最後再對祖父這部份有一些簡單補漏拾遺,其他細節出版時再補充,然後就會酌量分享母親那邊的故事。

對五個兒子都長大成材,究竟祖父是怎樣想的?理論上,自然應該是「兒子生性病父倍感安慰」。但這問題其實很複雜,我自然也沒有答案,然而有一些環境證據,可以協助思考。

從心理學角度,祖父和很多那一代的人一樣,一直把自己的心願,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很多這樣的老人家,可能因為自己年輕時沒有機會學英文,而希望下一代成為大狀之類,是意識到自己能力不足,才期望下一代為自己「接力」完成心願。

但祖父不一樣:他一直認為自己能力很高(確實也是很高),兒子們做的事、讀的書他都做得到,只是因為時代的局限、不幸,才局限了自己的事業發展。所以,他對自己的一生,多少有懷才不遇的慨嘆,而一生非常好勝,可能部份也是源於此。

二戰後來到香港的人,都是充滿傳奇,五湖四海都有,基本上是全國不同範疇、不同階層的精英,都落難來到一個小城,街頭上隨便一個人,本來都可能是軍閥、富商、教授、明星、名流...... 然而到了香港,都要重新開始,由低做起,不少都是默默無聞、乃至潦倒地過了下半生。和他們相比,祖父雖然有領導抗戰地下電台的經歷,但來港時畢竟十分年輕,在當時只有一所香港大學時代任教第一官中皇仁,一家能夠住二千多呎的跑馬地居所,培養出很成材的一家,已經非常不錯,為什麼還會不滿足?

但聽他的兒子們說,祖父一生人的最大遺憾,就是不能到普林斯頓大學進修,所以特別喜歡兒子們讀博士。我不知道他在中山大學畢業後,純粹是想去普林斯頓,還是已經得到offer、而因為戰亂沒有去。只覺得在兒子們讀博士時,祖父的心態是「我都做得到」,背後固然有自豪,但可能也有一絲嘆息,覺得如果是自己,會讀得比他們更好。到了他的兒子們都讀完博士,依然覺得祖父在他們專業範疇內的理工數學能力非常出眾,而且多才多藝,對訓練信鴿、養狗都是國際級專家,又懂功夫,我想他個人的水平是受到肯定的。

問題是,作為他的兒子,壓力就不可能不大。

祖父常覺得兒子們應該做得「更」好。例如對我父親在香港大學升不到更高層感到失望(其實以副教授退休已經是太多人的夢想);覺得五叔不能做醫生而變成心理學博士是遺憾(其實那才是他一生的興趣);認為大伯作為長子因為要協助他養家、大學畢業後就要出來工作是「耽誤」了他,否則定會比弟弟們更早拿到博士(其實大伯在瑪麗醫院的工作衣食無憂過得很好);三叔是首長級公務員,他就會想為什麼不是署長...... 凡此種種,我只是聽回來,已經覺得很累。

這種壓力,大概多少對兒子們有鞭策作用,但對他自己,自然也構成不少壓力。在任何範疇,他都告訴自己要「第一」:在皇仁的老師排名,他要坐第一排;養狗,要在狗展得到全場冠軍去接受訪問;養信鴿,要技術上勝過那些本身是富豪的鴿友;而在家中,自然也是要第一。他的一位弟弟和他失和,也許根本不是有什麼大不了的磨擦(起碼我聽來沒有任何實質的瓜葛),而是比較下固然處處有所不如,又有很強被關照、與被期望的壓力,忽然有一日吃不消,就幾十年沒有往來。

其實人生到了最後,殊途同歸。對自己的肯定,應該來自自己,而不應該來自社會或任何人,近年我對這些體會尤深。如果上幾代能夠放鬆些、人生簡單些,大概會快樂些,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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