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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7年離開香港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父母囑咐可以多找四叔,因為他家在新澤西州,而我學校在康涅狄格州。華人老人思維,老是想「出了甚麼事,也有照應」。其實可以出甚麼事呢?當然,新澤西距離紐約大概駕車一小時,而我校園乘坐火車到紐約大約2-3小時,總之距離很近。不過大學生沒有什麼事,自然也不會找親戚。

除了美國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就像中國人的過年,各地子女都有回家聚會、一家大小圍爐食火雞的傳統。學校會放超過一週的長假,美國學生大部分會返鄉下,通常留學生則會乘機去旅行。所以感恩節的校園,非常冷清,甚至比聖誕假期時更蕭索,「留下來的人」每每被親切問候,乃至有露宿街頭的感覺。所以到了感恩節,我就順理成章,到四叔家裏住。加上在美國搬出搬入之時,也是以他們家為中轉站。

四叔那時還遠遠未退休,努力在旁邊的貝爾實驗室工作中,四嬸打理家務,女兒在波士頓大學讀書,兒子則在高中,家住一間樸實小屋,過著典型美國中產生活。他們對能夠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很自豪,週末通常的節目,就是觀賞子女的運動比賽,或那些家庭郊外野餐。我的堂弟是運動健將,好像是泳隊成員,也打美式足球,除了膚色,沒有任何一絲華裔的套版感覺。他們幾乎絕跡中餐廳,更不會去唐人街,家中煮飯卻也有fortune cookies。四叔的思維是既然決定了入籍,就不要留戀過去,也不要把香港的一套帶去美國,最好徹底地融入。

這方面的思維,多少和他的科學家思想有關,對很多事情都有黑白分明的研判。他覺得我們現在希望在海外保全香港是不必的,因為那會令人想到上一代唐人街華人的尊容。但作為social scientist,我常對他說世事不是非黑即白的,不能找一個人為建構的對立面,去論證自己就是另一個極端。這就像長期在美國的四叔,卻是他們幾兄弟當中最積極為祖父撰寫傳奇、保留一切香港紀念品的人。人到深處,總是矛盾的。

再舉早前談過,研究民族主義、「想像的共同體」的台灣吳叡人博士的理論。他說很多第二代美籍台灣人都很刻意完全融入當地社會,背後似乎都有過猶不及的自保心態,但到了第三代,由於不用再擔心被歧視為alien,融入程度也無可置疑,反而會努力重新尋根。吳叡人自己也是留美高材生,芝加哥大學畢業,見證過的台裔社群,大概和四叔的年代也有一定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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