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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到達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入這所「美國最自由學校」之後,卻對美國學生的訴求另有觀察。他接觸到的美國學生之所以反對越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願意為別人的國家打仗、不希望作無謂犧牲,而不是為了爭取自由、人權等理想。但作為自由世界領袖,要怎樣戰勝共產蘇聯這個邪惡帝國,他們卻缺乏想像。

當時美國青年18歲就要從軍,越戰期間,前後有270萬美國在越南服役,戰死超過58000人,受傷超過30萬,這對美國歷史而言,是絕對的天文數字。美國學生覺得連在一些州份喝酒也未到合法年齡,卻已經要被非自願派到戰場,非常荒謬,反戰也逐步衍生出嬉皮士文化,總之要顛覆主流、顛覆傳統,造就了一代人的風氣,後來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美國政府後來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硬拉來的士兵戰力成疑,日後老是避免長期作戰,就是越戰的陰影太恐怖。

然而美國從越南撤兵後,美國學生卻陷入精神迷失。他們不願意打仗,但不代表像Noam Chomsky那類學者般左傾,當他們看見共產勢力在越南「戰勝」美國,都感到不好受。問題是又不願意自己犧牲,於是就陷入信仰危機。

這段期間,美國社會開始轉型,由於沒有了越戰這個最好「反」的對象,加上民權運動已經成功,各種社會運動開始停滯不前,一小撮人越趨激進,反而令整個火紅年代逐步走向盡頭。而列根在加州的崛起,正好反映時代風氣開始改變。好些左派出身的學生領袖在越戰結束後,失去了信仰支點,反思過後,不少反而作出180度改變,走向右翼陣營,這就是「新保守主義」的起源。

四叔接觸到的美國學生,正處於這個轉折期,當時校園活動出現了變相真空。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國留學的台灣、香港學生,眼見美國在越南焦頭爛額,不少都相信了共產陣營的「大外宣」,更迷信共產黨,而且越是遠離家鄉,越是對共產黨奉若神明。就算當時中國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少在美國的華裔學生,無論來自台灣、還是香港,都會真心歌頌中共政權。台灣學生會批判島內白色恐怖的,卻大都愛慕中共這個紅色恐怖政體,這令四叔特別震驚。

他說這群華裔學生在柏克萊大學雖然人數不多,但情感上非常投入,大概2/3來自香港,1/3來自台灣,背後似乎沒有中共聯繫,都是「自備乾糧」投靠的,不過最後也到過大陸,受到中共中央接見。這群人成立了一個「國是研究社」,不是研究國情,而是研究為什麼逢「國」必「是」,包括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理智上知道文革行不通,但感情上盲目愛國,強逼自己肯定文革,於是每晚聚會,互相圍爐,去「肯定文革成果」。他們在校園放樣板戲,在三藩市公營廣播電台播文革歌曲,讀《毛語錄》,令其他學生都以為「香港、台灣學生就是左仔」。

四叔說,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後,這群人全部經歷了毀滅性的思想衝擊。但衝擊過後,不少依然硬著頭皮走下去,死不回頭。例如國是研究社其中三個台灣學生居然投奔大陸,其中一個拋棄了拍拖5年的女友,後來更做了人大的「中國台灣省代表」;另一個也是拋妻棄子去中國;還有一個則帶同妻子和兩個美國出生的孩子,闔家「投奔共產」。

美國學生看見這些華裔學生如此執迷不悟,畢竟自己的問題也未能解決,只能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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