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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七十年代到美國讀書後,就沒有再回來香港,選擇在美國定居、歸化入籍。據他所言,是因為早在六十年代就預視了1997年的悲劇,並以他一貫的特朗普腔說:「可以說是全香港最有先見之明的人」。

他說1966年讀中學時,上中國歷史課,談及《南京條約》、《北京條約》之後的「租借新界拓地條款」,為期99年(1898年開始計)。於是他屈指一算,發現30年之後就要面對租約期滿的事實,那究竟是新界要歸還?新界會續約?還是新界連同整個香港、九龍一併歸還?他說問老師,老師沒有答案;而報紙、電台、雜誌,都沒有人提;理應未雨綢繆的港英政府,當時更是隻字不提。他覺得這麼重要的事,理應是這個城市的討論熱點,卻居然人人裝聾作啞,很不尋常。

其實,根據港督葛量洪的回憶錄,他在位時(1947-1957)就不時去想1997年的大限問題,認為新界很難不歸還、而香港和九龍也很難單獨生存,訪問美國時也不時被問到香港前途。但他的這些思考只在「回憶」發表,當時對香港公眾居然隻字不提。說這是愚民也好、逃避也好,很難不說是不負責任。

然後,再過十年,就發生六七暴動,香港「鬥委會」一度對港英政府下最後通牒,要他們撤退香港。雖然最終暴動失敗,港英也依然沒有對公眾討論1997議題,但在四叔心目中,徵兆已經不妙之至。

於是,到了他離開香港到美國讀博士時,就對祖父母明言:不打算回來了,1997年時他才40出頭,要是屆時又要重新適應,倒不如一次過適應美國生活。他說那時候,解釋過給長輩知道他對1997年的憂慮,但當時大家都不覺得是一回事,直到十年後的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終於爆發移民潮,大家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他說不回港的另一個原因是,讀完美國的物理學博士,在香港很難找到合適工作。祖母說:就回來教書吧;他就說:教書沒有博士學位也可以教,何況香港真的是教「書」,不是教學。

祖父對他打算長留美國,倒是很支持的,認為他是去「打天下」,某程度上,也是圓了自己當年希望到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夢,而且必要時也可以協助其他家人離開,思想很是世界大同。到最後,四叔真的以「兄弟團聚」名義(美國有這種移民資格,不過要排隊很久),申請過我父親和三叔到美國,而且都獲批了;不過當時已經過了1997,他們也都辦理了其他身份,認為香港沒有大礙,就沒有到美國那邊。但四叔的遠見,就很為大家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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