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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的港大時代另一場學生運動,今天已逐漸被淡忘,就是爭取以中文為香港法定語言的群眾運動。嶺南羅永生博士對這場運動有很詳細的介紹,當然是從他的文化研究、解殖等觀點敘述;而從今天的觀點看來,這場運動的不同性質,也很值得思考。

從四叔口中,「中文運動」就像保釣運動,當時學生剛被釋放大量社會潛能,凡是可以關心的議題都會關心。六七暴動失敗,因為那真是一場暴動,加上左派不得人心,才令港英安然渡過,但那不代表市民對港英沒有不滿。那時候的港大學生,就嘗試借力打力,利用港英擔心六七再現的恐懼,儘量釋放更多的社會壓力。

有趣的是,「中文運動」最初的領導人是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傳統社會賢達,本來的平台也局限在市政局,這方面早前介紹過曾弈文那本講述革新會、公民協會與香港民主化的著作,也有詳細介紹。黃夢花推廣中文運動,目的是希望改善港英管治,令上情更能下達,本來只是以典型的上流社會手法,例如直接對英國本地政客游說,或通過閉門辯論等,去達成目的。站在當時華人精英角度,港英使用中文為共同法定語言,只會更有利其長久管治,唯一輸家就是那些英文比中文好的傳統精英。從這角度看來,黃夢花可說是無私的。

羅永生慨嘆這場運動沒有變成解殖運動,只是「到喉唔到肺」,暗示結果令今日中國掌握了「香港去殖民化」的演繹權,而沒有令香港本土運動從中取得足夠養份。諷刺的是,當時卻是有學生領袖主張以「中文運動」來爭取「香港自治」的,持如此「激進」思想的學生領袖,正是當時就讀港大、被稱為「學界三強」之一,後來卻搖身一變、成為對北京一邊倒的極左旗手劉迺強。

最後,在社會重重互動下,「中文運動」又和保釣一樣,拓展了「國際線」。當時在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領袖,幾乎都捲了進來,出錢出力、聯署遊行、登報紙頭版廣告,就像是2019年的先驅者。他們不少回港後都各有發展,包括今天的「左王」邵善波、中大宋恩榮教授等,名單充滿唏噓。而黃夢花代表的傳統老人地區網絡,也被「活化」起來,在香港本地搞了一場幾十萬人參與的連署行動,其聲勢可見一斑。

現在看來,所有這些手法,都逐漸變成香港公民社會的常態,議題是甚麼,反而只是一個一個的variable。受到這種訓練啟蒙的香港學生,自然逐步掌握了組織模式,放在今日的獨裁「新香港」可能不再適用,但假如用在外國的民主社會,卻是如魚得水。

這就是四叔後來的故事。

參考: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 https://www.thinkinghk.org/v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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