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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就讀港大的第一年期間,適逢香港學生運動「火紅年代」的起點,他說包括他在內的一般學生都會「參與下」,當年以保釣運動最有聲勢,也鑄造了一代人的身分認同。黎明、舒淇主演的電影《玻璃之城》,就是以這段故事為背景。

如何理解「保釣」,自然有眾多面向。在香港學運角度,那是一代青年參與社會的起點,當時幾乎不分左中右,都有參與進去,並因為港英政府在1971年鎮壓維園學生示威(負責陣營的威利警司可謂「陶輝1.0」),反而令運動得到持續的momentum。當年的學生保釣領袖「國粹派」陳毓祥,就是1996年「再保釣」時在釣魚台海域不幸身亡的「烈士」。

但其實在國際關係角度,這更是一場「國際線」的串連運動,很能開拓當時香港學生的國際視野。

美國把沖繩連同釣魚台歸還給日本時,中國大陸正逢文革,自顧不暇,根本沒有表態;台灣則處於戒嚴狀態,聯合國席位快將被中國取代,更不敢開罪美日。整場保釣運動,反而是美國的華裔學生發起的。當時很少大陸學生能留學美國,主力自然是當地的台灣、香港僑生。他們在美國的連場示威,除了令台港留學生結成bonding,也令保釣蔓延到台、港內部。換句話說,香港的保釣運動除了以國際議題為關注點,也很早知道要結合國際力量,而不單是強調「認祖歸宗」的「愛國情懷」。

馬英九在保釣的角色最為有趣。一方面,後來留美的他,就是以釣魚台的國際法為博士論文題材,並自稱到美國之前,在台就已經積極參與保釣運動。另一方面,他在美國擔任國民黨「職業學生」幾乎是公開秘密,而當時的蔣氏政府是不鼓勵搞保釣的,除了要維持美日友好,也覺得保釣運動很容易被大陸、左派滲透。四叔以過來人身分,一直覺得馬英九的參與,只是奉命監視海外台灣學生有沒有「其他行為」,假如他全情投入,日後就不能繼承大位了。

另一點有趣的是,中國大陸政權本來對保釣意存觀望,直到成功加入聯合國,才逐漸發現保釣的確是統戰理想切入點,於是開始透過香港這個白手套,邀請了一批又一批北美學者、學生以「保釣」名目,「考察祖國」。不少當時的一流學者,例如何炳隸,都是這樣和大陸政權破冰的。而在香港居中接待的,正是後來被「間諜罪」軟禁十年的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

今天香港學生的國際線,比起當年,其實手法、積極度依然不及。大概今天的上位者很知道當年國際線的威力,擔心這一代的能量綻放出來,才要防微杜漸,更可見這路線的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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