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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在皇仁書院讀中學的時代,大概是皇仁的全盛時期,大量政務官都是來自那幾屆的畢業生,例如高他幾屆的許仕仁、低他兩屆的黎慶寧。他同屆有一個好友名叫鄺其志,做過庫務司、港交所CEO,其他如譚寶堯、阮水師、冼偉森等,後來都是政府或公營機構高層。他因為中六時創立校內的扶輪社,而和低幾屆的師弟也頗多往來。

他說當時皇仁校長司徒莊喜歡委任運動健將當總領袖生,但連續幾年的總領袖生都未能獲港大錄取,令這所當時的「第一官校」非常尷尬,後來的校長才改為委任「穩陣」高材生當總head prefect。到了我的年代,校長委任的總領袖生一反傳統,又「復古」變回一位對紀律持非常「豁達」態度的運動精英,而我們時代的校長,正是和四叔同代的皇仁舊生,令人發現一切都有歷史輪迴。當然,我們那屆的總領袖生不會入不到大學,日後發展一帆風順,至今和我依然很熟,不在話下。

四叔會考那年,正是六七暴動之年,那年的學生經歷了非常態的考試,有點像2019年、2020年的考生。祖父作為家中雙十節時掛國民黨旗的人,他的兒子當中,卻是四叔對共產黨最反感,和他會考那年適逢六七暴動,相信不無關係。他說當時就覺得那場暴動是「香港文革」,同時每日都有浮屍從深圳漂下來,怵目驚心,只是後來才知道這場暴動是沒有毛澤東、周恩來同意下就發動。他說假如暴動成功,對香港雖然是悲劇,但卻可能沒有中共改革開放的今天。

作為會考生,暴動的最大影響就是考試可以隨時改期,所以要每天邊聽收音機邊溫書(當時沒有其他大眾傳播途徑),加上不少巴士司機搞罷工、停駛,但考生依然要準時到試場考試,自然狼狽。不過他印象最深的,卻是當年會考作文科試題洩漏,要集體重考。因為當年尚未有考評局,題目由全港老師集體提供、抽選決定,而被選中的老師不時會「通水」給自己的學生,以致試題洩漏成為常態。只是那年某老師「通水」得很不專業,連範文一併提供,結果十多名學生的作文答卷一模一樣,「斷正」下才不得不重考。這對已經飽受暴動煎熬的考生,自然是另一折騰。

經過六七暴動洗禮的那一代高材生,浴火鳳凰,後來都成了香港繁盛時代的棟樑。但願2019年一代的青年,日後成就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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