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贏出一個文明，不是輸掉30年「成就」：為甚麼蔡子強選舉觀不能理解2019年？ (Patreon)

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選舉評論家蔡子強先生接受《HK01》訪問，認為2019年的運動是「以一年多的時間、輸掉三十年民主運動的成就」，批評「激進派」不認識國情、不懂妥協、急於求成、不衡量自己沒有底牌就「曬冷」，以致香港被「一鋪清袋」。

在過去兩年，其實也不時聽到這類觀點，不過大多來自溫和建制、藍絲陣營，這次由於發聲的是代表了泛民選舉評論界的蔡先生，就引起不少迴響。我想，這是很需要認真討論的題目，不應把焦點放在人身上，以免見樹不見林。但討論的切入點，卻又必須從對事不對人的「蔡子強選舉觀」談起。

假如在正常民主國家，蔡先生的選舉評論，自然正常大路：那個黨派多了一席、怎樣棄保、怎樣告急等等，雖然有點「阿媽係女人」，但對大眾媒體、普及教育，這功能必不可少，也啟蒙了好幾代人。但假如我們稍為站高一點，從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的角度，問一個很根本的問題：究竟香港的選舉，是選來幹什麼？

這個問題，好像又是「阿媽係女人」，但其實非常不好答，因為「香港是甚麼」這個問題，已經是博士論文級的題目。當局者迷，幾十年來，香港的選舉評論似乎很少觸及這焦點，以致不少朋友對「香港為什麼享有今天的地位」這問題，經常都有一廂情願的想像，卻經不起推敲。

在正常社會，市民會期望選舉有三大功能：

1. 合理的利益分配。

不同的政治模式，本來就是不同利益分配的制度，這裏說的「利益」既包括商機、薪酬一類物質，也包括理念、遠景一類價值觀。正常選舉的結果，反映了不同陣營、利益集團、理念聯盟的支持度，而得票多少，則會粗略按比例反映到選民的得失身上。例如德國綠黨崛起，環保政策自然變得重要；台灣民進黨執政，國民黨黨產、中天一類親大陸大外宣自然受到整肅。

但香港的選舉和利益分配，卻幾乎是相互無關的。香港大約80-90%僱主都是建制、大財團、藍絲，但約有60-65%非建制鐵票，非建制派多了一席，不會多了十間「黃色產業」；民主黨全盛時幫不了支持者找工作，不斷萎縮後也不會影響支持者找工作；民建聯輸了一兩席，除了對當事人自己有影響，親北京陣營的機會、資源依然源源不絕。到了最後，選舉的焦點，逐漸變成男女團淘汰賽真人騷，真正的影響，只是「邊個有一份十萬蚊既工」。

2. 生活方式的捍衛。

香港人不分黃藍，本來普遍以「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生活模式為最後底線。這個最大公約數，成了「一國兩制」出現時，被香港人普遍接受的共識。但這個「沒有民主、卻有自由」的國際特例，和選舉同樣100%無關。

六七暴動之後，英國人大幅開放公民社會參與，結社蓬勃發展，言論百無禁忌，由一國一制、港獨、歸英到民主回歸，都是百家爭鳴。但那時候，立法局連一席直選也沒有。到了2021年，那個所謂被「完善」的議會，卻好歹依然有20/90的地區直選議席。換句話說，香港的這種空間，更多是中英兩國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妥協產品，沒有因為選了誰、或沒有選了誰，而出現根本改變。2003年的23條立法拉倒，更大關鍵是那時的北京願意妥協：不是和港人妥協，而是和國際社會妥協，因為那時不妥協的國際代價，不是那一刻的北京所能承受。就像2021年的《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突然拉倒，不是因為出現了、或沒有出現一場一百萬人的遊行一樣。

3. 政治權力的爭奪。

香港《基本法》的選舉制度設計，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超穩定結構，確保佔民意主流的非建制派不能通過選舉得到執政權。而只要這一點不能達到，多一席、少兩席，就完全無關宏旨，而且和政制發展、民主化速度之間，更毫無因果關係。是不是這一屆非建制派多了一席、多了幾萬票，普選就會快點出現？不會。《基本法》確實說過「循序漸進」，但同時也提及了一大堆模稜兩可的頭盔，無論怎樣演繹，都涉及一個由人大拋出方案的過程。這方案的內容，和香港有多少人投自己一些說會爭取民主的人，屬於兩個independent variables。選舉唯一可以影響大局的方式，理論上就是根據《基本法》的遊戲規則選贏，這卻在《國安法》後被指「奪權」；姑勿論北京如何看，主流泛民領袖在2019年前，連最後這一點也沒有去做，或不願去做。

既然正常選舉的三大功能，在香港都一直不能達到，選舉的最大價值是什麼？民主運動是甚麼？這些功能還可以怎樣以其他途徑爭取？對這些問題的覺醒，其實才是本土派興起的原因，與「激進」不「激進」完全無關。當然，選舉自然不是一無是處、民主運動不是一事無成，畢竟可以產生一些民意代表，去關注各種議題，很多前輩也非常值得尊敬。但客觀效果，也就僅此而已。這和一般人對選舉的期望，有嚴重落差。不少人開始相信「選舉無用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北京從第一天起，就只是要香港的「議會」當人大式花瓶、橡皮圖章，而不是要它真的發揮正常民主社會的功用。現在「完善」了，是坦白交代，杜絕了幻想，總是一件好事。

假如大陸真的遵守承諾，與香港「河水不犯井水」，縱然選舉沒有大用，也沒有反效果。只要香港人的既有生活方式、既得利益可以維持，在香港這樣的中產社會，相信不少人會想「民主 is nice to have，但就算暫時未有，我們也不介意慢慢等」。

問題是從2003年開始，河水就不斷犯井水；到了2012年，更是公然大舉進犯。

這是一個基本國策改變的問題，有了今天眾所週知的「鋭實力」政策，而這不只是針對香港，而是針對全世界。我經常舉這樣的例子：在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大量人晚上出席六四晚會，第二天就過關到深圳傾生意，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衝突，大陸不管你在香港的政治立場，香港人也不管你賺人民幣。但2012年之後，中國明確將一切政治化，連外國企業在美國、英國講「錯」一句話，也不容許留在中國市場，何況香港人？在過去十年，無論香港人怎樣投票、怎樣抗爭，「鋭實力」政策下，香港人的利益早已大幅度受損，因為有人質、物質被勒索，而只能在金錢和信念之間取捨。香港人的意向越清晰，國進民退的速度卻越快。今天西方國家終於覺悟中國「鋭實力」是一種「脅逼」政策，終於開始研發「反脅逼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依然成效微忽。

但起碼是一種覺悟。

當中國連對其他主權國家的龐大企業都來這一套，對「一國兩制」的香港，怎可能例外？這新政策的出現，既有中共對分離主義、本土主義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有本朝習近平政府對中央集權、大數據監控比江胡溫更病態的野心；既有國際博弈的大形勢分析，也有國內新興既得利益集團急速壯大、要直接控制香港這個白手套的內因。無論這些因素最重要是什麼，「香港人有多少籌碼、用什麼策略」，從來不是北京決策者關心的主要思考範圍之一，頂多只是side dish。

阿里巴巴的馬雲對中央政府不夠恭順嗎？1966年就實質解放的澳門對北京不夠聽話嗎？新疆「再教育營」對所有維吾爾人日常生活監控，難道不是在控制一切後反而變本加厲嗎？

這種政策下，假如香港人甚麼也不做，不會得到和新疆不同的結局。而且從北京對內對外的政策，可以看到時日無多。要盡力挽回，而又不能靠選舉，理論上，不出以下方案：（A）假如相信中國政府不能沒有「舊一國兩制」的香港，把希望寄託在和中國政府講道理，就應該深入中國官場，不是唯唯諾諾當走狗、也不是爭論是否進入中聯辦支持政改方案這類無關大局的決定，而是通過深入敵陣的任何方式，讓中國衷份了解保留香港制度優勢對他們的好處，這是一些淺藍的路線；（B）假如相信香港的地位是通過國際法維繫，就應該將香港緊密融入國際網絡，爭取這方面的bargaining power，以備不時之需，即所謂「國際線」；（C）假如相信抗爭，無論力量多麼懸殊，也應該思考怎樣出奇制勝，這是2019年的「和勇合一」；（D）假如相信制度，最起碼也應該研究現有制度的最大空間，例如2019年、2020年嘗試通過選舉制度變天，讓人相信參選是為了執政，而不是為了多一兩席。

沒有一個可能性是（E），即蔡子強口中所說的單單靠盡力遷就北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贏」。這種說法，已經和2021年被奪舍後的馮檢基等前「泛民」成員、即「新香港八大民主黨派成員」，沒有分別了。退一萬步，假如真的沒有任何籌碼，邏輯上，對這樣的對手，不能戰，又怎能和？現在我們很清楚，上述ABCD北京都不接受，因為它們不容許挑戰「一國」，自己有自己的藍圖，認為香港人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只能夠配合當花瓶，就像1949年之後大陸的「八大民主黨派」一樣。

它接受「E」，唯一的原因是「E」唔work。

假如沒有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繼續「蔡子強路線」，邏輯上，香港的下場只能是以下圖像：中國「鋭實力」雷厲風行，各國批評中國的聲音都不能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在各國的僑民都會戰狼出擊，同一情況下，香港的「非建制派」支持者只要一發聲，工作、生意、學習就會受到影響；但已經壯大的大陸企業依然會大舉進駐香港，從而改變香港的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因為國際形勢令他們自以為不得不牢牢掌控香港這個白手套，普通話、簡體字依然會取代廣東話、正體字，各種政治不正確信息依然會被清洗。

英國人懂得的柔性管治、由下而上的法門，中國從來沒有管理殖民地的經驗，就是做不到。

這種已經算不上溫水的溫水煮蛙，會令香港人像1966年後的澳門人、1949年後的上海人那樣，下場依然是被奪舍，但由於過程缺乏國際關注，幾十年後，甚麼是澳門文化、甚麼是上海identity，已經大幅削弱，也不會有多少人關心。

何況早在2016年，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就包括了香港；2019年前，中國的「社會信任評級系統」就預留了位置給香港；今天國安「大案」公佈出來的情節，反映他們十年前，就已經對香港全體非建制派、乃至香港本身，就下了「港獨」的定性。真正「認識祖國」的人，又豈會不知道？

2019年的運動，其實是扭轉了這樣的結局，贏出了一個能清晰定義的、世界都知道的、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另一個文明。國際社會的救生艇計劃，製造了「海外港人」這個族群，未來十年內的300萬海外港人群體，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融入世界，這絕不是「蔡子強路線」足以製造的。

對香港人的利益而言，國際企業此刻對香港人的招徠，突破了中國「鋭實力」的緊箍咒；而對依然有心「建設民主中國」的「大中華膠」，香港人和海外民運、各種異見人士，經過2019年，也終於無縫交集。青年人的犧牲非常悲壯，但他們並非不知道結果，而是明知道結果，而依然覺得犧牲有其價值，才能避免全體香港人被無聲無雙奪舍的下場。

我深信過了大黑暗時期，他們終究是時代的贏家。

諷刺的是，在「新香港」，中共「鋭實力」籠罩下，能繼續原有工作模式的人很少，顯得自己在鳥籠內依然可以寫專欄「暢所欲言」，來告訴市民「一切如常、繼續爭取一萬年、外圍情況沒有變」的意見領袖，卻是其一。但無論是牆內還是牆外的香港人，對以上被扭曲、誤導了30年的認知障礙，都是時候覺醒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蔡子強先生在牆內受訪激起的討論，相信會有助不同立場的朋友，看清歷史的原貌。這方面的貢獻，值得歷史留名，也衷心希望他未來在「新香港」，過得平安快樂。

原文發表自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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