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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父親幾年前的中國大陸之旅,令他對中國的印象似乎局部改觀,那我有沒有經過這階段?自然是有的,不過那是更久以前,剛大學畢業那一年。說來,也是和父親有關。

之前談及,父親曾經為港大電機工程系請了一位來自清華大學的女教授,這位倪教授的經歷也頗為傳奇,文革期間被批鬥、上山下鄉之類,文革後卻曾被評為「全國十大女科學家」一類殊榮,經歷過真正的高山低谷。倪教授很平易近人,也非常保留農村純樸作風,在香港時只要她出現,旁人就會自動識別她是說普通話。

她感激我父親把她請來港大,但也曾跟我笑說:事業上就不要學你的爸爸,要進取一點。

我大學畢業後,打算take一年gap year,當時還不大會說普通話(其實現在也說得很不地道),就留了一年時間在北京清華大學,然後才去牛津那邊報到。這一年的「訪問研究」,就是請這位女教授協助聯繫安排的,感覺像是「獵奇」。而之前我一生人只到過北京一個星期,這幾乎就是我全部在大陸的經驗。

坦白說,那一年(2000-2001年),北京給我的印象很好,現在看來,那應該也是中國自由化最後的黃金時光。那是中國還未富起來,大學的人依然比較純樸,對香港人的印象也很好,不少同事、朋友會真心對我說「對不起,你來吃苦了」。當時我基本上不覺得有言論審查,例如六四,那些年輕研究生、博士後就很公開的和我談,哪個有參與、哪個做了甚麼等等,毫無顧忌。談及制度,他們也會直接批評當下中國的不民主,不大擔心隔牆有耳。一些現在被監控得很厲害的自由派學者,例如我印象很深的大師秦暉,當時在幾百人出席的學術會議會,也敢公開把共產黨罵個狗血淋頭,當時我覺得嘆為觀止。現在,一切大數據監控,加上全國向左轉,自然再不可能。

那時候的北京,還有不少胡同,裏面有不少文青咖啡店,有些在播法國電影,有些有很特別的推介書,那是北京最後的浪漫,也頗有思想激盪的沙龍討論。現在,幾乎所有胡同都拆掉,發展了、發達了,味道卻全都失去了。而我那年也享受了一年無牌駕駛綿羊仔的青春,那時候北京還不是那麼「依法」,就算給抓到,據說說幾句英文,就會被放行。

我當時參與的研究,也令我以為中國民主化不可逆轉。指導我的那位博士是非常友善的北大高材生,他研究的就是中國民主化;我在那年參與了不少聽證會研究,都不能算是走過場。另外,又認識了一批研究基層民主的中外學者,當時正在把鄉村選村長實驗提升一級,直選鎮長,雖然只是幾萬人的鎮,但已經比此刻的「新香港」民主。那時給我的氣氛,其實是「it's coming」。想不到,那已經是盡頭。那時候認識的在中國的海外NGO,現在幾乎全部都被趕走了。

說回這位父親的清華同事,她一直很熱心的春風化雨,希望追回文革失去的時間,雖然在香港只是過客,但也很尊重香港的獨特性和文化。那時候,我想要是中港之間的關係,可以這樣客客氣氣、中間又有一條防火牆阻隔,就不錯了。我對北京越來越失望的轉捩點是2012年,那是另一些故事,日後就另案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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