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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大專學界的小圈子,自然一樣。

2000年,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出現重大政治風波「港大民調事件」,董建華通過(年前「低調死亡」的)親信路祥安,向港大校長鄭耀宗施壓,要求他對鍾庭耀的港大民調中心「做工作」,終止對特首及特區政府的民望調查。然後鄭耀宗派副校長黃紹倫教授,對鍾庭耀進行有關「指示」,而被鍾庭耀向媒體公開披露,成為政府干預學術自由的鐵證。

這場風波,今天看來自然是「小事」,畢竟當時董建華要做的一切,今天「新香港」都已經十倍完成。但那時候香港依然未算禮崩樂壞,港大校長作為德高望重的學術領袖、社會棟樑,居然淪落到要親自處理這類低層次政治任務,自然輿論大譁,這也可算是董建華民望轉捩點之一。最終鄭耀宗校長也抵受不住,黯然下台。

其實鄭耀宗是否需要下台,本來大可商榷;畢竟根據這基準,今天所有大學校長都應該下台十次八次了。但正如昨天講述,鄭耀宗的直升機升遷,有不少過份鑽營的跡象,這也令他「需要」回應政治任務,變得更可信,因為北京、香港上上下下,都知道他非常著緊這位置,自然也不會抗拒「新時代」的「國家任務」。可以說,香港大學校長對中國式政治任務隨傳隨到,正是從鄭耀宗開始的。不過中國「論功行賞」,鄭耀宗下台後,也被安置成為政協委員,只是從此再也沒有社會影響力,淪為純粹的卡片、花瓶了。

有趣的是,據說當時港大上下、老師學生,幾乎沒有人為鄭校長講說話,而且這彷彿是超越政治立場的默契。鄭耀宗那些港大工程學院的舊同事,也就是我父親的那個部門,似乎就沒有一個人雪中送炭,全都非常心涼,乃至私下慶祝,看作是他刻意「搞」舊同事的報應。當時父親還未退休,反應同上。因為他們雖然是工程人,也覺得這就是k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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